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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胡思亂想 〈六〉
◎庄腳人
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人，沒有受過日文教育的老一輩稱「中國」為「唐山」，受過日本教育的年輕人則說「支那」。當時孩童玩耍時會戲稱「支那兵會食袂（不會）相爭（打架）」，意思是只會吃飯卻沒有打架的力量。一般人對「唐山」或「支那」的情況可說毫無所知。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設有「保甲」制度，頒訂「違警罰法」。所謂「保甲」制度及「違警罰法」只在殖民地台灣實施，其本國（當時稱「內地」）國內就沒有這種制度。「保甲」制度的「保」等於當今的村里，而「甲」等於當今的鄰。「保」有「保正」，「甲」有「甲長」，保正及甲長都是無給制的官派公職，是為日本政府宣傳政令或分發稅單等工作，里民在日常生活中若有紛爭，就由保正出面調解，甚至有時保正也得以裁決是非。至於「違警罰法」，則是當時日本警察的分室主任（等於現在的警察分局長），對有違反罰法（例如賭博等）行為的人，無須經檢察官起訴、法官審判定罪，警察分室主任就有權裁定，最高可罰「拘留廿九天」或相當金額的「罰金」。
國民黨竟將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非法律性（法律須經國會審議通過）罰則依例實施，台灣人的感覺是，昔時日本警察分室主任與中國國民黨的警察局長的差別為：日本的分室主任講日本話，而中國國民黨的分局長講北京話；拘留的日數及罰金金額或許有些差異，卻都是針對殖民統治的特殊罰則。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在諸多施政政策上，不可否認有相當的差異，但與東南亞各地區的白人國家殖民地相較之下，水利、交通、衛生、產業等基礎建設尤其重視，並致力普及教育，是白人國家對東南亞各地殖民地統治所不及。曾看過未經查證的統計，二次大戰終戰時，各殖民地的宗主國撤離殖民地時，殖民地人民識字率，台灣是80％、印尼是3％、印度是5％。這些數字代表教育的普及程度，這對戰後各地的經濟發展及政治的民主意識，都有極大的影響。
台灣原來隨地便溺及吐痰等不衛生陋習的革除，及不盜、不搶、不騙、守法等精神，要歸功於當時公學校（小學）一到六年級的「修身」教育課程。當時台北市的「榮町」（現在的衡陽路），「浜町」（現在的西門町一帶）是日本人集居地，台灣人大多居住在大稻埕太平町（現在延平北路），終戰後日本人留下住屋回歸日本，那些地方就成為空屋地帶，而原擁空屋的日本屋主，可能也有不少台灣的至親友人，但不管是否為屋主的親友或一般台灣人，無一人敢隨意踏入或入住日人留下來的空屋。後來這些空屋卻有人大搖大擺擅自搬進去居住，還替他未到台的親朋戚友尋找空屋，並貼上「紅條」以示有人預定。
其次，早期台灣各角頭大哥，逃亡到中國的那一群人都傾巢返台，而原來在台灣各角落的流氓囝仔，則搖身一變成為義勇隊維持地方治安，深受當時國民黨警政當局的器重。凡此種種，對後來台灣治安造成諸多問題，都有其因果關係，這也是胡思亂想、難能忘卻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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