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作家與書店】 書、店、一個不要個性的我

Gibert Joseph位於聖米歇爾大道的老店。

文．攝影◎周丹穎

Gibert Joseph位於巴黎第七大學旁的新店。

上一次寫書店記事，是2003年的事。彼時剛成為立志向學的嚴肅青年，尚在摸索自己的閱讀路徑和品味，因此從索邦大學邊的幾間綜合書店，可以一路逛到塞納河邊的書攤，翻翻找找，消磨一整個陽光燦爛的午後。時光荏苒，對一個除了上圖書館系統性閱讀，不知不覺也成為網路書店顧客的人來說，被問起和實體書店仍藕斷絲連的關係，是微妙中帶有幾分尷尬的；然而這個問題，實屬高度觸動似水年華按鈕的那一類；一按了啟動，心緒就像關不緊的水龍頭，滴出一灘以為不見了的回憶。

P.U.F書店明信片，留下了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書店風貌。

尋找知識，而非姿態

塞納河邊的書攤我已經許久不去了。在河邊漫步的時節，除了飽覽花朵盛開的各類春樹，就只在一定的距離外，瀏覽五顏六色的復古明信片和圖畫，不再靠近包著塑膠套、退居幕後的書。索邦大學附近的綜合書店Gibert Joseph，我偶爾還去；只不過書櫃和分區數經調整，從前記下的「巡／尋書」固定路線早已不再適用。日前抽空去了他們開在新拉丁區的分店，發覺新店雖然也開在大學旁邊，但兩間書店氣質迥異：老店保留了過去的構想，書種多，依清晰的學科分類緊湊排列，平台上的經典選書與大學課堂開出的書單相互呼應；新店的空間和陳設，就只有舒緩兩字可形容了，較適合休閒──大學附近的書店，雖仍考慮到附近系所可能的用書，十年間卻也不得不變了。如果要找書，我想必還是會繞道去老店的，這恐怕是習慣的、在某一時期內建的模式使然：既然目標是書裡的知識，而非看書的姿態，店如果不能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對我來說不能算是一間理想中的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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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書店功能性的訴求一點也不浪漫，甚至還帶了點學究氣──這項自我觀察結果令那個還繼續創作的我微感驚愕，不曉得自己的人格何時分裂得這麼徹底。我其實很喜歡獨立書店或精品書店呈現出的美麗城市風景，他們掌握的是當下書市的脈動和一個領域、甚至是一個時代的品味，走訪其間總讓我有新靈感；然而大多時候，我比較像個從玻璃窗外欣賞的讀者：另一個不要人味、不要個性的我，更喜歡待在impersonal的空間，安靜地瀏覽及思考，不願意涉入書店精心展現或營造的品味。

所以大學書店呈現的那一套冷硬的知識性準則，似乎更切合了這個需要？但轉念一想：哪裡真有完全impersonal的空間呢？對大學書店的偏好，最終不過是代表，研究領域的文本和理論用書能輕易在這樣的分類排列中被找到；而接受了這一套思考架構的我，漸漸壓抑了對流動的、招展的書店風景的喜愛而已。

Gibert Joseph新書店的改變，除了喚起了我本身在學思歷程中性格的轉變，一種揮之不去的末日感，還隱隱約約指向了此前已隨時代走入歷史的另一間書店。那間曾位於索邦廣場轉角、聖米歇爾大道上的書店，原屬於P.U.F.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名副其實的「法國大學出版社書店」），幾年前變成了平價男裝店，兩層樓的透明櫥窗宣告了衣裝時代的全面勝利。

學識不如平價新衣？

我至今仍保有那間書店的黑白明信片，大約是04、05年，書店經營再次易手、改換裝潢之際，我去買書時在門口拿的。當時發現了書店櫥窗的變化，以為只是從主要展售P.U.F.出版社全書系的專營書店，變成了人文社會學科的綜合書店，店名與外觀變青春了些而已，渾然不覺這已是最後的努力。這兩年間，我逛完不遠處的Gibert Joseph，總會再來看看P.U.F.二樓架上的書。記憶中，文學理論書都在二樓，除了書架邊緣「可能」有點展示空間，並沒有大片平台。絕大多數的書密密麻麻地按類別直立架上，我卻不曾有眼花撩亂之感：這書店選書比Gibert Joseph要精得多，不過想找的書應有盡有，而且不費眼力。從殘存的兩張收據看來，我在這間書店買了引介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理論的專著《L’absolu littéraire》，和布雷希特講劇場的小冊子《Petit organon pour le théâtre》。

然後2006年的某一天，這間有著八十多年歷史的書店徹底消失了。由於我和它的感情未曾太過深厚，後知後覺地發現時，也就只是訝異地皺了皺眉，覺得可惜。此後每經過索邦廣場，看見服飾店櫥窗裡幾尊呆板的模特兒，總覺得有些礙眼；但除了偶爾會跟同行友人提起這店面的前身、從前的書架外，我不曾去追索過它的來龍去脈──直到有人問起：「妳在巴黎最常去的書店是……？」

這間已不存在的大學書店回來找我了，在記憶中的排行超越了另一間還在的書店。我記起它的安靜、它排列書籍精準的功力，還有書架間懸浮的那麼一絲舊時代的氣息。這印象或許來自當時殘留的舊裝潢、擦身而過的老去的讀者，和許許多多我已說不上來的細節……一大片追不回來的空白，讓我開始搜尋書店結束營業的始末。

順著曾令幾代法國讀者既憤怒又感傷的舊聞，我調閱了一本研究P.U.F.出版社的史學專著《Le Quadrige –un siècle d’édition universitaire 1860-1968》，內容詳述其自1860到1968年的發展和沿革。作者Valérie Tesnière從這大學出版社的前身、相關出版商的背景、交遊圈和政治參與，及其出版的書籍目錄等多個面向著手，細密重塑了P.U.F.的歷史。創始時期的出版活動，與1880年前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和籌畫高等教育時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除了普及教育帶動了教科書的出版，大學成為共和國認可的高階機構，也使知識的傳播開始圍繞這個與宗教分離的新體制進行。接下來的二十年間，大學生人數成長了兩倍；到了1910年代，他們不但成為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對書籍的需求也使大學出版業更加蓬勃發展。此時在國際間獲得廣大迴響的「合作社」概念，席捲了法國知識界。國際交流雖一度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戰後出版業重整之際，法國學界仍是重新關注了此一「非以營利為目的」的合作社概念：P.U.F.於1921年正式定名成立時，採用的正是由學者領頭的「知識分子合作社」形式；除了生產知識成果，更進一步掌握了書籍的製作與發行。前者的關鍵在於印刷廠，後者便是書店了。換句話說，原位於49 Boulevard Saint- Michel的P.U.F.書店，在成立初期的原始構想中，是帶有抵抗資本家獲利模式的理想性色彩的。二戰後，尤其是1960年代起，這樣的合作社制度是如何歷經名存實亡的過程，則是後話了。

P.U.F.出版社1999年時因財務考量，曾幾乎將書店空間售予另一家連鎖服飾店，經多方奔走，最後由Gibert Joseph書店接手至少為期六年的經營權。我在這段「緩刑期間」裡，與這家老字號大學書店相遇，但最後沒來得及和它道別。漫步在服飾店林立、觀光模式勝出的拉丁區，除了追憶往昔的蛛絲馬跡，我思考的終究不是要怎麼保護書店，或多開幾間特色書店的問題，而是：書店做為一種知識的媒介，還能怎麼力挽「學識不如一件平價新衣」的狂瀾？而書本中的知識，在現今的資訊社會中，還有什麼意義？

那一個不要個性的我，能給予的微小答案大抵是：閱讀是我盡力擺脫愚昧的方式，因為愚昧使人輕信，使人自覺充滿個性，而不知自己身處怎樣的天羅地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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