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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王丹
2003年10月16日是我人生中最為重要的日子之一，這一天我進行了博士生資格考試。在美國念博士，稱做博士生，我們要修滿學校要求的學分，然後參加博士生資格考試，稱之為「大考」。如果通過這個考試，就不再是博士生，而稱為博士候選人。換句話說，其實已經不是學生，而是研究者了。通過大考，就沒有任何課程要上了，而是專心去寫論文。論文通過，才算博士畢業。大考對我來說，就代表著學生這個生涯的終點，意義當然非同小可。
而在美國念博士，大考猶如鬼門關一樣，因為基本上你是無從準備的。我的博士課程涵蓋中國古代史、中國現代史和國際關係三個學科領域，所謂大考，就是由這三個領域的權威，當面隨便問你一些有關這個領域的知識。想也知道，這些權威是用一生的時間浸淫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他們對學術內容的掌握當然既精又深，我們事先是無從知道會遇到什麼問題的。大考前兩年，我們都會收到各個學科的複習書單，但是有書單跟沒有是一樣的，因為通常這個書單會有幾十頁長，包括上千本專業書，幾乎就是所有有關這個學科的經典學術著作都要去看，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只能根據自己對導師平時講課重點的把握，去猜測哪些書籍應當重點精讀，這就是一項很重要的本事了。
當天下午，我的口試在我所在的歷史系的辦公室舉行，三位主考老師分別是William Kirby、Akira Iriye和Michael Puett。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教中國史，你第一本要用的教材是什麼？為什麼？我還記得我回答說我會用費正清的《中國新史》。我當時想，哈佛東亞研究的開山鼻祖就是費正清，我抬出他老人家來，應當會獲得認同。果然，三位導師都表示滿意。接下來是各種類似的問題，現在我已經不能一一記憶了，有我能順利回答的，也有讓我張口結舌的，我記得我緊張得胃都縮了起來，柯偉林（William Kirby）看出來了，還專門告誡我不要緊張。
兩個多小時以後，三位主考老師宣布口試結束，他們要進行評議，讓我去門外的沙發上等候結果。那是我一生中最難熬的一段時間。我目光呆滯，四肢疲軟，像是一隻待宰的羔羊。十五分鐘過去了，辦公室的門還沒打開，這使得我的心跳開始加劇。我在猜想是不是老師們意見發生了分歧，有人反對讓我通過呢？
正在胡思亂想，辦公室的門打開，柯偉林向我招手。我的腿都軟了，心一下子提起來，一步一挪地走進辦公室。柯偉林向我宣布，三位老師一致認為我的回答令他們滿意，他們宣布我通過了博士生資格考試！接下來當然就是三位老師的祝賀，以及對於未來博士論文寫作的叮囑。說實話我哪裡聽得進去啊，只能嗯嗯啊啊地應付一下，然後被「釋放」。
出了校園，我才清醒過來，知道自己完成了學業上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從此，我不再是一個學生了。我不用再上課，不用再考試，不用再寫一篇一篇的小論文了，總之，我，解放了！我必須羞愧地承認，當時我偷偷地流下了喜悅的眼淚。不過我想，任何一個像我這樣廿九歲才開始重新讀書，在異國他鄉用外語經歷過從碩士到博士的艱辛歷程的留學生，都可以體會我當時的心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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