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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答客問（一）
◎王丹
最近有機會到一些學校去演講，盡量就自己所知的各類問題回答聽眾的提問。但是由於時間的限制，還是有很多問題無法在現場一一回答。回家後檢視這些問題，覺得還是有必要借報紙一角來簡略回答一下，以免讓提問者失望。
問題一：民主或許比個人生死重要，但當年用成千上萬人的生死賭上民主，值得嗎？
答：會提出這個問題，就有一個前提設定，似乎1989年學生運動的領導者是在已經知道「成千上萬人的生死賭上民主」，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去「賭」，因此才有「值得不值得」的問題。這是不對的。事實上，不要說學生，1989年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想到當局會秋後算帳，但是很少有人事先就預測到當局真的會在首都北京的街頭展開武力鎮壓。當初即使在已經開槍的情況下，還有學生天真地以為是橡皮子彈。
我曾經多次說過，如果事先我們就知道學生上街，就要面對正規野戰軍的武力屠殺，那我當然不會希望同學們用生命去對抗子彈和坦克。我始終認為個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東西，比民主還寶貴。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中共政府的殘暴超過了正常人的想像，使得我們無從事先就把「成千上萬的人的死」做為評估標準的可能性之一。所以以上的問題，其實是個假命題。
問題二：目前香港的民主與人權因回歸政權轉移，慢慢變得不受尊重與重視，請問是否能以過來人的立場建議現階段為香港民主奮鬥的勇士？
答：香港的民主與自由受到的最大侵害，也是香港這個社會在回歸以後受到的最大的傷害，其實也不是「民主與自由不受到尊重與重視」的問題，而是逐漸地，在香港社會中人們開始學會「自律」，開始學會自我審查，開始學會在各種問題的思考中給自己戴上一個「北京是否會高興」的緊箍咒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嚴重，是因為一個社會，一旦公共意見的交流和討論，是在某種特定的框架下進行，這個社會的活力和創造性就會受到限制，這個社會的自由就已經被侵蝕，而創造力和自由本來就是任何一個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香港推進民主的人士就應當認識到，打破社會中逐漸彌漫的這樣的「自律」心態是很急迫的任務。至於如何打破，我的建議是：第一，香港的公共輿論的形塑者們，無論是新聞媒體中有良知的人士，還是各類教育機構中的教師，還是掌握一定話語權的政黨人士，應當在展現話語權的過程中，進行再啟蒙工作，說明「自律」的存在以及其危害性，呼籲香港社會提高破解「自律」現象的積極性；第二，相干的公民運動，應當用行動做為示範，通過各類街頭的抗議和民間的組織活動，展現香港人抵制洗腦、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的決定。也就是說，從輿論和行動兩個方面，增強維護香港民主和自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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