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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宋淇與張愛玲

2013/02/03 06:00

圖◎歐笠嵬

◎鄭樹森 圖◎歐笠嵬

1977年獲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後,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因此認識宋淇(林以亮)先生。宋淇先生見知於李卓敏校長,極受重用,因此有些同事對宋先生一言一行都非常關注。李校長的中文演講稿都由宋先生代筆,有時宋先生找我一起去聽李校長演講,告訴我那是他的傑作。他是校長的特別助理,但他不是教員,又不在體制之內,不需要向任何單位負責,只需要向校長交代,因此校內很多人對宋先生非常忌憚。他的身體狀況不太好,經常說自己割了一邊肺,還強調他所服用的所有藥物,由抗生素到胃藥,都需要是最先進、剛在美國研發不久的,給我們感覺他弱不禁風,但抱病堅持;事實上他管的事情非常多,編輯相當小心和仔細,能看出他事無大小都關注的作風。

關於《哀樂中年》劇本

1979年我準備回美教書,未及了解他跟張愛玲的關係、1940年代後期他在上海的狀況。1982年回來後私談較多,宋先生強調那是他跟張愛玲的個人交往,不便對外公開,但很多內容在2010年新版的《張愛玲私語錄》中已可知道,倒是關於《哀樂中年》的創作問題,《張愛玲私語錄》好像沒有提及。大概在1983年秋天,他很慎重地跟我說,桑弧電影《哀樂中年》片頭的掛名編劇是桑弧,但實際是張愛玲手筆。宋先生特別舉出兩、三場戲,包括在墳前的一場,說那明顯是張愛玲的手筆,不可能出自桑弧。他會跟我說這件事,因為香港中國電影學會剛剛成立,夏天還去了北京選片,桑弧的電影在回顧展中上映,我們是由此談起的。當時我知道這部電影,但沒有看過,只在程季華的《中國電影發展史》裡看過介紹,也從胡金銓導演處借得《哀樂中年》1950年初在大陸出版的劇本來看。宋先生透露這電影劇本是張愛玲跟桑弧合作,不是桑弧單一創作;依宋先生的說法,甚至幾乎是桑弧提出大綱,然後由張愛玲從頭到尾完成。宋先生特別強調,這事一則不能對外透露,二則不能去求證,因為求證起來,無論桑弧還是張愛玲,都不會承認。我問為什麼,宋先生不願意解釋,只說總之兩位當事人都不會承認。我提出可以通過〈聯合副刊〉向張愛玲查證,但宋先生說她不會跟我們說這個問題,而桑弧在改革開放之初生死下落也不能查證。我只覺得宋先生十分神祕,跟他平日對中大很多校務欲言又止的作風如出一轍,謎團一直藏在心中。

1987年3月《聯合文學》張愛玲卷出版後,我以總策畫的身分送一本請宋先生指教,並再次去信探問此事,因我在美終於看到這部電影,而且這期專號「出土」張愛玲1962年電影劇本《小兒女》。宋先生因病,遲至1987年8月21日才覆一長信,仍堅持「二人都不會承認」的說法:「兄另一信中詢及的問題是桑和張二人間的私事,弟不便多說。即使說出來,雙方都不會承認,然弟決未捏造。《聯文》出了張愛玲卷後,有讀者去信,指出電影劇本《小兒女》手法和《哀樂》近似,此人頗有眼光。兄是做學問認真,事事追根究柢,二人關係非比尋常,梁京的筆名,即由桑代起,何況桑仍在大陸……」但此信又提供梁京筆名來歷的額外線索。

噤聲的種種緣由

及至1989年我覺得不妨一試直接查問,便將《哀樂中年》劇本影印交有意發表的〈聯合副刊〉,請瘂弦先生送去給張愛玲;他請蘇偉貞編輯代表去信確認是否她的手筆,以便安排在是年9月30日張愛玲生日時刊出。張愛玲1990年1月2日的回信,承認劇本由她「編寫」;同年3月13日的信又說:「我其實從小出名的記性壞,一問什麼都『忘了!』陽曆生日只供填表用,陰曆也早已不去查是哪一天了。當然仍舊感謝〈聯副〉等9月再發表《哀樂中年》劇本的這份生日禮物,不過看了也不會勾起任何回憶來。」〈聯合副刊〉1990年9月30日至10月23日共以二十四天刊完電影劇本。同年11月6日張愛玲來信說:「偉貞小姐:今年春天您來信說要刊載我的電影劇本《哀樂中年》。這張四十年前的影片我記不清楚了,見信以為您手中的劇本封面上標明作者是我。我對它特別印象模糊,就也歸之於故事題材來自導演桑弧,而且始終是我的成分最少的一部片子。〈聯副〉刊出後您寄給我看,又值賤忙,擱到今天剛拆閱,看到篇首鄭樹森教授的評介,這才想起來這片子是桑弧編導,我雖然參預寫作過程,不過是顧問,拿了些劇本費,不具名。……」(以上三信原件影本見蘇偉貞2011年台北印刻版《長鏡頭下的張愛玲》)。隔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消息傳入大陸,桑弧的家人刻意在報上發一篇訪問否認此事,斷然說那絕對是桑弧的作品,完全與張愛玲無關;後來再安排一篇柯靈先生訪問,強調他看過桑弧的稿本,力證跟張愛玲無關。但妙的是,1983年底柯靈先生應我們邀請訪港,倒私下確認張愛玲幫桑弧弄這個劇本,雖然主意來自桑弧。而桑弧的反駁主要是針對我的發言,但並沒有針對張愛玲的文章。1949年前桑弧跟張愛玲的交往情況,今天很多論者都已經考據出來,指出《小團圓》裡其中一個角色就是以桑弧為藍本。無論桑弧如何撇清,始終他跟張愛玲密切合作過,如果從《小團圓》來看,兩人的關係肯定不只是編劇與導演,而是更深一層。但張愛玲離開大陸後寫了《秧歌》、《赤地之戀》,這兩部小說在大陸一直被視為犯禁的反共作品,更不要說一度是「漢奸太太」;桑弧儘管被很多左派中比較教條的電影工作者視為所謂上海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電影界代表,但他在中共建政之初得到夏衍先生肯定而頗受重用,拍攝中共建政後首部彩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又拍攝夏衍改編、魯迅原著的首部彩色劇情片《祝福》。魯迅在神壇上何等位置,原來左派老導演無不以執導《祝福》為榮,最後這光榮任務落在桑弧身上,令桑弧在1949年後的大陸電影界出現第二春,而不是進入肅殺期。綜合各方面來看,桑弧多次在報上以不同方式澄清,也是可以理解的。當日宋先生說他們雙方都不會承認,結果真是雙方都要撇清,感情之外,政治也是原因。(訪問整理/熊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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