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我注意】 1967年德國，為什麼策蘭去見海德格？

◎張亦絢

在談魏揚之前，我想談談被喻為20世紀「最深最傷」（注）的詩人策蘭（Celan）。父母皆在納粹集中營中死亡，這一命運，帶給他對包含著納粹與支持納粹的人類以及德語世界，無止盡的詢問。海德格是哲學家，如果不說他是納粹，最保守也可以說，在這場人類的浩劫中，他除了沒有反對納粹的作為，還因此地位高升。海德格相當特別，在麻木不仁的領域。

我知道策蘭去見海德格時，大驚失色。我覺得這比去見希特勒還糟。哲學家史坦能（Steiner）注解策蘭的行為時認為，詩人不是沒預料「在這信任中所蘊藏的風險」。如果我是策蘭的朋友，即使必須把他打昏了也好。我不想讓他做傻事。我認為，策蘭去見海德格，會付出過高的心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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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或許策蘭要的，就是比精神安全更複雜深刻的東西。策蘭這種深度旅遊（好比去地獄）的內容，並未全部被知曉。但這個「會面的姿態」，不能不令人思考：我們究竟可與「在他人浩劫中安居樂業的人」建立什麼關係？

如果策蘭不去見海德格，我們不會注意到「海德格這樣不對抗政治暴力的人生」，對他人而言，有多麼暴力。如果魏揚等不去行政院，我們也可暫時迴避──不是警察──而是馬政府最深的暴力。為什麼策蘭要去見海德格？這不是策蘭的問題，而是策蘭提出的問題。策蘭去見海德格，為的絕不是看看海德格的眼睛有多小；學生要見馬英九，當然更不是要看他的臉有多長。會面，求見的是對方的責任感──看不到，這很嚇人。但這卻是我們如今殘酷的「現實」。●

注：濃縮自詩人貝嶺之語。

■本專欄每週二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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