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林央敏／簡述台語文學的發展 － 下

圖◎王樂惟

◎林央敏 圖◎王樂惟

陳第1602年來過台灣，1603年寫作〈東番記〉，可知在此之前已有福建人移居台灣了，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台語文學的歷史至今最少已有四百年之久，最初有人將原居地閩南的口傳文學和文字文學都憑記憶和口傳方式帶入台灣，這些口語作品一來可充填旅居或定居台灣的漳泉移民從事某些休閒娛樂時的文藝性內容如戲曲歌謠，和教育子女忠孝節義、待人處世、生活知識……的教材如格言俚諺、弟子規；一來也將成為此地民間素人作家的創作素材，早期的台語作品中有不少以中國的人事物為題材的作品，便屬這個現象。接著台灣土產的口傳文學誕生了，有神話傳說、鄉野奇談、稗官野史、各類歌謠……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有人陸續把一些閩南語的文本從福建引進台灣，同時激勵台灣本地的素人作家寫作文字作品，題材有中國的，也有本土的。以上種種屬於台語民間通俗文學的發展階段，歷經荷蘭、東寧（明鄭）、滿清，以迄日治中期大約三百五十年，此間台語作品愈來愈多，尤其日治中期，寫作和出版台語七字仔歌本的風氣鬧熱滾滾，大約累積了六百種（本）。

台語思考、文言下筆

民間通俗文學無論口傳的、文字的都屬白話文學，與其相對且並存的是讀書人的文字文學，這類作品當中有一大部分是所謂的傳統文學，即古代文人以漢語文言文寫的，這些文言作品現在被稱為「台灣舊文學」或「台灣古典文學」，泰半出自來台擔任公職、或考查或旅遊的中國文人之手，台灣籍的本土文人及其作品要到18世紀中期以後才有，這些台灣籍和籍屬福建閩南的文人，他們寫作文言作品時很可能以台語或相當於台語的漳州話、泉州話在思考，尤其土生土長的本地作者應該都是，因為他們多數只會講漳泉話（少數的母語是客家話），如此一來這類以台語直接思考、直接下筆的文言作品，當然也屬台語文學的一部分，然而文言畢竟不同於白話，一篇文言文無論它是以某一種漢語原始思考寫的，都可以用任何一種漢語閱讀，比如蘇軾的〈赤壁賦〉或陳夢林的〈望玉山記〉，都可以用台語、客語、粵語、吳語、湘語、北京話等任何一種漢語直接且順利念讀。但用某一種漢語直接思考寫的白話文，就只能用該種漢語閱讀，比如同樣寫父母親情，朱自清的〈背影〉和琦君的〈毛衣〉都要用北京話讀才通順，而胡民祥的〈多桑〉和林央敏的〈阿母〉就要用台灣話讀才通順。何況我們很難確定哪些台灣古典文學作品是否用台語寫的，若統統將它們當做台語文言文作品顯然過度膨風，本文除了以閩南裔為參考準據外，還會斟酌作品的台語成分，凡是可視為台語作品的便不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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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治中期以前的文字作品中，有一類作品的作者大概也應算是讀書人，這些讀書人要不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師，至少也是該教會的信徒，他們的漢文底子未必輸給和他們同期的通俗文學的作者，但他們很少用漢字寫作台語，而是基於向民眾宣道傳教的目的，使用比漢字簡易的羅馬字母拼寫台語白話，這些拉丁字樣的台語作品主要刊登在長老教會自1885年創辦的《Tai-Oan-Hu-sian Kau-Hue-Po》（台灣府城教會報）上，裡頭偶爾也會出現一些略具文學性的作品，這些作品雖限於一隅，但也是台語文學的一部分，並且該拼音書寫理念及方式對後來的台語文書寫也有影響，自不能忽視。

台灣話文運動

1920年恰好是日本統治台灣的中途，這一年對台灣文學特具意義，因為它是台灣新、舊文學的分水嶺。當時的台灣人知識精英就在這一年發起新文化運動，呼籲台灣文人應以白話文寫作，很快地白話書寫的風氣遍及全台，主流文壇的作家大多放棄文言文，於是文言文的舊文學從此沒落，這段文學發展，史稱「台灣新文學運動」。然而此時文壇作家所使用的白話文，其實是模仿中國北京話的白話文，與台灣人的語言和生活並不恰合，因此也零星出現寫作台灣語白話文的看法，這項台語寫作的主張到了1930年被黃石輝正式提出，引起祖國派的半山文人反對，而出現為時四年的白話文論戰，這段論戰期，史稱「台灣話文運動」，於文學上，它是台灣文壇首次的台語文學運動。而對台語文學來說，這個年代不只是台語文言文與台語白話文的分水嶺，也是從民間通俗文學走向作家文學的起點。

台灣話文運動雖然如火如荼，但1937年發生太平洋戰爭，日本當局發布台灣進入戰時體制，禁止所有政治的、文化的抗爭活動與宣傳，台灣作家的台語寫作因此中斷，以致日治時代的作家沒能留下很多台語作品，反而民間素人作家所創作的通俗文學，數量上遠多於文壇作家的作家文學。

台語寫作已然生根

1945年後，新來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台施行軍事統治，實施比日本時代更嚴苛的國語政策，同時強力限制台灣人母語的使用，使台語文學的種子完全沉寂，直到1970年代才又重新發芽，並於1980年代隨著台灣人意識的復興，台語寫作的主張又形成一股力量，多位台灣籍的華語作家如林宗源、向陽、宋澤萊、黃勁連、黃樹根、林央敏等人都在此時跨足台語文學創作，使戰後這一波的台語文學運動在1987年正式成形，而於1989年到1991年間也發生台灣作家應以什麼語言寫作台灣文學的論戰，論戰之後台語文學開始蓬勃發展，雖然運動的態勢在2000年之後不再熱烈，可是台語寫作已然生根，並持續到現在。

綜合語言、文字與文學來說，戰後這波台語文運動所及的範圍及影響遠超過日治時代的台灣話文運動，單就文學來看，實際從事台語寫作人口多出數倍，各類型的作品完整到位，不但作品量超越日治時代甚多，品質也大大提升，比之同時代的主流文壇，部分台語白話作品的藝術成就已然不輸華語白話作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又單純就台語文學來說，作家文學已成台語文學的主流，寫作傳統的通俗文學的人已愈來愈少，而且這類素人作品，百年同調，大多仍屬通俗文學的層次。

以上就是台語文學四百年史的發展輪廓，由前述可知，二戰後的發展是台語文學的黃金時期。

在20世紀的最後一百年間，台灣人自稱「番薯仔子」，這是因為台灣島形如番薯，於是屢遭外來統治的島民，當他們開始有命運共同體的感知而產生台灣人意識後，便自稱「番薯仔子」以別於高高在上的外來統治族群。「番薯」既有生根於此母土的本土意象，也象徵台灣島及台灣人的身世和命運，當然也反映著台灣的本土語言、文化及文學的滄桑歹命。所以台語文學的歷史也帶有番薯的性質，是一部處於一而再、再而三被宰割、被遺棄、被禁制的宿命中，努力爭生存、求發展的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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