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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一手寫作，一手導演 － 林俊頴談紀錄片《我記得》執導
拍攝《我記得》時的林俊頴，背後是朱家大門。（林俊頴／提供）
編輯室報告：
《我記得》拍攝朱家姊妹，左起朱天文，朱天心。（目宿媒體／提供）
小說家林俊頴首度執導紀錄片《我記得》，拍攝對象是超過四十年友情的朱天文、朱天心姊妹――小說家拍小說家，別具慧眼。今日刊出同為小說家的蔡素芬提問，林俊頴作答，暢談轉換於寫作／導演之間的心境種種。
《我記得》3月25日上映。
★★★
提問◎蔡素芬 回答◎林俊頴
一、讀者對俊頴的理解是散文和小說好手，也是專心於文字創作的作者，如今為「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紀錄片系列執導以朱天文、朱天心為記錄對象的《我記得》，接下這份執導工作立基於與朱家姊妹四十年的交情與熟悉，但對於初涉紀錄片導演，你對自己的期待是什麼？擅長的文字思考邏輯會運用在影像的形成上嗎？
這部紀錄片跨時三年完成，我得到最深刻的教訓是，影像與文字根本是兩個國、兩個系統，兩種不同的思考邏輯、生產方式與規格（直言之、成本與幣值）。寫作是一個人做有巢氏、燧人氏，一夕之間加入集體遊獵、採集，之所以可成，在於是侯孝賢導演的班底，拍攝過程因而形同自動駕駛，我得以專注在寫作與文學的軌道，看看以影像將二位傳主在這條道路走了四十多年的腳跡，能否立體且豐碩地呈現。影像是太過強烈的感官刺激，我以前的認知，將文字挪移、轉化到銀幕上，是被徹底推翻了。當然，澀滯漫長的後製時日，與製片、剪接的溝通，我將一己的想法與企圖一寫再寫，施工藍圖似的陳述，註解細節，文字還是最好用的工具。
二、在記錄朱西甯先生的《願未央》片中，你出現在某些畫面，而自己執導的《我記得》中也有你做為聆聽者的畫面，這些畫面中的你大都是無聲的。無聲有時形成一種張力，彷彿有一種介入的力量在貫串影片的進行。這種無聲的出現，是刻意的安排，還是表現了一種自然的相處模式？
有攝恐症的我不得不入鏡，唯一原因是必須做為二位傳主說話時的對象與凝視的焦點，螳螂捕蟬，愈是了解攝影機黃雀在後，我愈是得做個無聲的聆聽者。憾恨的是，前期作業我懵然不知攝影機的厲害，不明白可以躲得更遠更技巧。
三、
在執導過程，最大的困難點？解決這個困難點對你而言，有做為一個導演者的特別體會嗎？
紀錄片需要長期的守候與捕捉，亦即蹲點，又要被拍攝者卸下心防、坦誠面對、不至於不耐煩，尤其寫作是一個人極為私密的內心活動，影像化？叫河流改道，挾泰山以超北海，差可比擬吧。所以我非常佩服朱家人的真誠與勇敢，或是事無不可對人言、言無不盡的憨膽，幾乎毫不掩飾地讓拍攝團隊侵門踏戶，進入他們的生活現場，今年剛好屋齡整五十年的一戶尋常人家。因此這紀錄片若呈現了那粗礪的真實，不可易奪的樸拙，讓世人直面以對，那正是朱家的家風與個性。至於能否拍到／捕獵到，剪接時見真章。
我保存著昔年讀傳播理論的一本教科書，其中有蒙太奇理論的創始人之一，普多夫金（V. I. Pudovkin）的名言：「剪接是電影藝術的基礎。」攝製前期一如《紅樓夢》前八十回，默契甚佳的團隊，熱鬧好玩，一旦開始剪接，便是不斷的撞牆、摸索、調整，計較未及一秒或幾個格數的差別與效果。基礎才是最難的門檻，其堂奧之深闊，不亞於我們書寫的初稿到N稿。
四、在《我記得》中，取景點相當遼闊，曾遠到東京，哪個或哪些畫面的形成最印象深刻？最費工夫或最令你動容的部分？有沒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去到東京福生市的胡蘭成故居，對照老照片，片瓦不存，今是一大棟整潔彷彿沒有人息的公寓樓房；走在去羽村的河堤，三月底的天氣冷冽，櫻花尚未盛開，也是二傳主年少與胡同行的啟蒙之路。我們找到、拍攝到了什麼？沒有，如同追尋箭跡。尤其在剪接大神之前，一切意義的還魂再生，影像的創造，剪不進去就是剪不進去，沒有終究是沒有。因而我深深感念文字書寫的仁厚與大量。
五、在這部片中，最初預設的方向跟最後的成果是否有差異？什麼因素影響最後影片呈現的效果？
從發想到完成，是一路刪減的過程。《我記得》辛亥路的朱家第二代終究只能是以二位傳主為核心的光桿牡丹。沒辦法，影像的物理性限制，分秒必較。沒能剪進去而精采、令我大大遺憾的，比那二小時的版本多太多了。
六、文字創作和影像創作，各自的魅力所在？如果還有機會，會想再拍片嗎？紀錄片中，朱家姊妹用了「一生一藝」來詮釋對文字創作的執念，你在長期投注熱情與專注度於小說創作，也本本皆佳作的成績下，是否有同樣的執念？有想過如果你是被拍攝的對象，如何形塑自己的創作形象？
我絕對不敢小看影像及其魅力，那同樣是得投注一生修煉的技藝。借王家衛《一代宗師》的台詞，「我沒有時間了。」參與這紀錄片，因與朱家二代人是同輩同業，是超過四十年的老友的因緣際會，僅此一回。而且我的孤僻，甚享受獨處的自由自在，在在與影像作業的模式不相容，寫作才是我的洞窟，此後我怡然做一個好觀眾足矣。而且我是福婁拜與卡爾維諾的信徒，「小說家是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的人。」「關於我自己的生活，我一句真話也不會說。」不只是想，我要做到，所以，嘿嘿，我絕對絕對不要成為被拍攝者！
七、你2017年出版長篇小說《猛暑》後，尚未推出新作，是因拍攝紀錄片延緩了寫作進程嗎？如今影像的實際拍攝經驗，會不會影響你對文字創作的思考？尤其你的文字風格一向繁複細緻，錘鍊功夫自成一格，這種對文字經營的風格與影像美學，你認為有關連嗎？拍完《我記得》，你最大的感想是什麼？
找不到值得寫的並且寫得慢，純粹是我自己的因素。正好三年的寫作空檔浸泡在這紀錄片，借用名嘴的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今想來，我獲益最多的好像與影像沒有直接關聯，再一次了解侯孝賢導演的話，他始終關注的是人，其處境其狀態，人與人的互動與氣味。因此識得的各路好漢，讓我開闊了眼界，希望來日有幸成為寫小說的養分。紀錄片完成日，自由了，我不禁大聲歡呼，寫作是莫大幸福，一個人擁有無限的自由。宣傳行程結束後，我是該收心，專注寫新小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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