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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運動（上）
◎王丹
1988年到1990年，曾經在體制內擔任製片人的吳文光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流浪北京》，講述五名流浪北京的藝術家的生活，被視為「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先鋒之作」。之後，吳文光又拍攝了《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並確立了中國獨立紀錄片運作的基本模式：選擇敏感題材；國內拍片，海外播放；通過參加國際電影節打開知名度，然後出口轉內銷，返回國內在小規模內播放；資金支持主要來自國際文化機構等。
1991年6月，一批獨立紀錄片的製作人，包括段錦川、郝智強、張元、蔣樾、時間、王子軍等，在北京成立了「結構，浪潮，青年電影小組」，並在北京的高校內舉辦「北京新紀錄片作品研討會」。此舉象徵著中國的獨立紀錄片製作，已經從一種單純的文化創作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潮流，甚至成為一種文化運動，並具備了一定的政治反抗內涵。它做為公民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成分，不僅見證了歷史，而且在近二十年來的中國也發揮了應有的社會功能。
2010年5月1日至7日，在北京的宋莊舉辦了第七屆中國紀錄片交流週，薈萃了近年來中國獨立製片運動的優秀之作，也可以看做是整個運動的一個縮影。從放映的諸多獨立紀錄片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中國獨立紀錄片運動著重反映的幾類主要題材：
第一類是關注底層社會。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世人眼光多注目在繁榮都市和膚淺的社會表象上，而做為中國社會基礎的底層卻鮮為人知。一些導演就致力於把中國社會底層的真實面目呈現出來，具備強烈的「草根意識」。他們尤其關注弱勢群體的處境。
劉蘅的《回到達縣》就用錄影機記錄了四川達縣火車站鐵路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個班級中，那些孩子們的日常生活。片子以班上的紀律委員劉婷婷為主角，寫孩子們的成長。用導演的話說，就是要記錄下「孩子們的青春」。季丹的《哈爾濱旋轉樓梯》描寫了兩個家庭的生活：住在高樓上的一個母親與她面臨高考的女兒相依為命；樓下大雜院裡面，一對夫妻為他們沉迷網咖的兒子煩惱不已。高考，網咖，大雜院與旁邊的居民樓的對比，這些底層的瑣碎生活，是中國更加真實的一面。
羅麗梅的《藍靛廠》從另一個角度記錄中國的底層社會。1958年為了響應毛澤東「盲人要做到殘而不廢」的號召，各地都成立了一些專門為殘疾人設立的印染工廠——藍靛廠。導演拍攝了其中一家的現狀。這家工廠曾經發展到300多戶，但是隨著時代變遷，此地拆遷，成為繁華的商業區。原址只留下兩幢破舊的職工宿舍和20多戶盲人。在現代化和商業化浪潮的衝擊下，正常人尚且要艱難調整，這些盲人面對變局，會有如何的心酸和煎熬，又是怎樣承擔每天的生活？《藍靛廠》從殘疾人這個角度，讓觀眾看到的是底層中國很少被注意到的一個角落。（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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