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讀書筆記（六）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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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平理論的學者蓋爾東（Johan Galtung）把暴力分為「直接性暴力」、「結構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種形式。其中，「直接性暴力」（殺戮，殘害，肉體折磨等）和與直接暴力有關的各種壓迫（監禁，管制，奴役）是造成社會、政治恐懼的最直接原因。蓋爾東指出，社會愈現代化，「直接性暴力」就愈為「結構性暴力」所取代。「結構性暴力」是透過現代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而起作用的，它並不需要直接施加暴力於對象或肉體。

蓋爾東把「結構性暴力」總結為四種表現：剝削（exploitation）、滲透（penetration）、分裂（fragmentation）和排斥（marginalization）。「剝削」是一種使一方受惠的「勞動分工的不平等結構」；「滲透」指統治的一方通過控制被統治者或對被統治者的思想控制，來占據中心位置；「分裂」是指「分裂和隔離被統治者，將之分爾治之」；「排斥」則是指將被統治者置於邊緣地位。而「文化暴力」則指文化中那些被用來為直接暴力和結構暴力辯護、合理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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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爾東關於暴力的分析，擴大了我們對暴力的認知範圍和深度，使我們了解到，暴力往往不僅僅是針對肉體和軍事上的，它呈現出文化、制度設計、經濟結構等不同的面向。

但是蓋爾東對暴力的三種形式的陳述，似乎暗示，不同的暴力形式有一種伴隨社會演變的發展順序：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文化暴力。然而我們在不同的國家暴力類型中，尤其是大陸和台灣的案例中，看到的不是這樣一種演變的秩序，而是不同類型的國家暴力的混合。

當然，如果蓋爾東為自己辯護，我們可以為他找到的理由就是：50年代大陸和臺灣的社會形態本身就是不同的社會形態在轉型過程中的雜糅，尤其是在大陸更是如此。這已經屬於社會學範疇，我們不做深入討論，但是無論如何，蓋爾東的分析為我們認識國家暴力提供了深具啟發意義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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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個民族的根本」，這句話要怎麼理解？我認為現在對於教育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做為一門產業，教育能夠給社會提供產值，也就是說，把教育當做一種生產力。這體現在教育經費的投入愈來愈傾向於理工科方面。但是，教育對於社會的意義真的僅僅如此嗎？

芝加哥大學著名教授瑪莎．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受聘於芝大三大學院──法律、哲學、神學院。去年4月30日的《泰晤士報》刊出她的長文指出，文科不受重視，無法為民主社會培養出所需的市民，將是一次世界性的教育危機。依她看，文學藝術的薰陶，有利磨礪批判思維、培養創意想像，而更重要者是，現今世界複雜，人類從沒比現在更需要與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其他人溝通合作。削減對文科的資助，急功近利地發展實用科目，為所謂的知識型經濟服務，後果其實得不償失，因為民主社會的基石，需要的並非善於執行而拙於革新的技術官僚，而是有獨立思辨能力、勇於創領，兼對不同種族有共感觸角的世界公民。

我想，瑪莎．納斯鮑姆的觀點告訴我們的是：教育的意義，不在於價格，而在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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