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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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摯敵--我誠摯以對的仇敵(上)

2006/10/30 06:00

◎胡淑雯 圖◎吳孟芸

有一種記憶,像葡萄,凍在冰庫裡一年,兩年,十年,或者二十年,直到這輩子第一次搬家,在準備清掉之前,才看清它的長相。

──這一粒粒硬得像腫瘤的東西,當初是怎麼懶得清理(要知道,清洗葡萄是很耗時費力的:繁瑣的表面積,動不動就破皮,像小孩子脆弱的自尊心),一段時間過後依然捨不得丟棄,儲存了一陣又不太敢吃了──其實擺爛也就丟了,偏偏擺不爛。又偏偏,不爛的東西比任何好東西與壞東西更難處理。於是不處理。

不處理。

直到搬家,不得不處理了,葡萄已經二十歲。

妳將它自冰庫的內壁剝下,像剝下一塊礁岩似的,無法界定這葡萄是活了二十年,還是死了二十年。

葡萄沒有發霉,就像故事還是故事一樣。過了二十年,故事沒有腐壞、變味,它甚至還是新鮮的。像一條封存在冰層裡的魚,百年的冰水化去,牠抖一抖背鰭,掀動了鰓盤,活生生游開了。

故事自記憶的凍土爬出來,咳一咳,像一粒不死的葡萄,原汁原味,還能呼吸。

故事完整無缺,我以為。故事因遺忘的堅決、回憶的靜止,免於回憶的塗改與破壞。我以為。就像童年收到的那些情書,一字不變,墨色不改。小學生恭恭敬敬的筆跡,幼稚兮兮地裝大人。譬如這一封,張漢傑在放學時插進路隊給我的:「許清芬小姐,我在此正式向妳求婚,妳若不嫁給我,我就要去剃度當和尚。」張漢傑小朋友的,愛的誓言(由於不了解語言的重量,誤信了自己對語言的使用權,就像最不了解永恆的人,最敢於提起永恆),一字不變,墨色不改,埋在記憶的冰層,被回憶的溫度化去。他當然沒去剃頭,他的頭髮一路茂長,直到頭皮喊累的地步。

他們身上的錯鈕扣

我還記得的,張漢傑早就忘了。他可能也不記得,在求婚信發布的隔天,下午第三節的體育課,他的母親與姊姊被他請來鑑定,鑑定她們的兒子與弟弟看上的女孩,是不是一個漂亮的淑女。

他姊姊眼睛細細的,剪了直線形的娃娃頭,非常地亞洲,在美國學校念初中。一口昂貴的英語腔裡裝了牙套,矯正那怎麼也看不出毛病的齒列。她翩翩走向我,橘色的裙尾被強風咬了一口,火災般燒開來,她不遮不掩也不收緊步伐,照樣明明豔豔地走到我面前,送了一隻手錶給我。

我不敢收。整座操場上我們班與隔壁班的一百個同學都在看我。偏偏我好死不死,來自一個未經禮物文化雕琢的家庭,我們家不過生日不送禮物不講好話,在拒絕禮物的時候也顯得慌張無助,拖拖拉拉地缺乏決斷,十足的小家子氣。

對我來說,父母兄姊那樣寵愛一個小孩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小孩如此坦率天真地打開心事,也是不可想像的。一家人高高興興在餐桌上聊天、睡前親親臉頰互道晚安,則根本是做怪。就算要送東西,也是姊姊送我的舊衣服、媽媽犒賞的一包五香乖乖,怎麼也不會是一份禮物,祕密般藏進漂亮的盒子裡,隨時準備跳出來驚嚇妳。當然也絕對不會是一隻手錶──所謂手錶,是我們用原子筆在皮膚上亂塗亂畫的東西。

這是我跟張漢傑的差異,也是我跟那一班子同學們的差異。他們是私立小學理所當然的消費者,我不是。假如這所學校是一套手工訂製的進口西服,我就是代班女工(出於不夠精準的品味)錯縫上的一顆鈕釦。

巧的是我媽,她還真的剛好在成衣廠工作呢。送我進私立小學,也出於她的堅持。她曾經在外交官家裡幫傭,在別人的世界裡窺見許多好東西、養出好品味、也養出不切實際的盼望。她堅信,假如她的女兒接受貴族教育,就有希望成為貴族,而成為貴族的條件是:迷倒貴少爺,嫁做貴婦人。所以她非常非常,看重我的外表。

升小六的那個暑假,我的(假性)初經來了又走,我媽燉了四物要我喝下,我不肯,捏著鼻子讓她追,直問這髒兮兮像毒水的東西喝了要幹嘛。她回答了我,答的不是「為了調理身體為了健康」,而是,「喝下去才會長得好、長得漂亮,」我媽說,「這樣,男人才會愛妳。」──這是三十五歲的母親,對十一歲女兒的關愛,也是女人對女童的忠告。這句話聽起來有多麼現實,就有多麼浪漫──美貌,是女人擺脫舊階級的最大本錢。

所以我媽非常得意,當我在耶誕節收到四十幾張卡片、二十幾份禮物、十幾封情書。儘管我家只拜土地公,根本不認識耶穌。

我媽並未發現,她的女兒之所以備受矚目,並非因為美麗,而是因為她跟別人不太一樣。那些酷愛競爭、把追求當爭霸遊戲的男孩們,彷彿在我身上捕捉到了什麼,卻無法解釋那到底是什麼。

因為自覺跟別人不同,我臉上經常掛著一種深思的表情、自我懷疑的表情,害怕說錯話,害怕被看穿。對自己的自卑心感到羞恥,眼光總是落在遠方,落在嬉鬧的人群之外。不愛說話,除非必要的話。於是竟有了深度。小學生不該有的深度。男孩們崇拜我,女孩們嫉妒我。我討厭惹人注意卻又覺得這樣也好,正好讓我宰制異性,報復同性。

權勢者的剩菜

誰教他們是這樣一群討人厭的、年幼的權勢者,家裡一個比一個有錢,而且那錢,不是任何一個現在還活著的人賺來的,卻靠著那錢換來權位,繼續累積財富。全然符合權貴的定義。我被請進了五星飯店,替林聖宇過生日,十個受邀的同學當中,我是唯一的女生。吃的是Buffet,那些奇怪的菜我一概不認得,只認得米粉、炒飯、還有布丁。

另一次,慶祝蘇學理得了作文比賽冠軍,蘇公館叫了外燴辦party(公館?什麼公館?啊?許公館?……我媽摀著話筒堵住來人的耳朵,大聲喊道:許清芬!一定是找妳的!)進了蘇公館,一隻驕傲的北京犬對著我吠,一邊狂吠,四肢短短的腿邊往後退,膽小得要命。

浴室裡,一塊漂亮的香皂擱在浴缸的折邊,新奇的桃紅色,雕了華麗的外國字;我好奇摸一摸,聞了聞,偷偷抹了一點皂香,洗把臉。晚一點,一個女傭在我不經意的注視底下,自浴室走出來,手中握著那塊香皂,去後陽台洗衣服。

我該覺得羞辱嗎?──同學放假去騎馬,我騎林麗鶯她家的三輪車(林麗鶯住在我家對面,她媽在市場賣水果,用三輪車送貨)。同學的爸媽在球場打高爾夫,我媽在家打小孩、在夜市打彈珠。

我多想變成別人家的小孩呀,變成同學家的小孩。希望家裡養的是貴賓狗,而不是老鼠和蟑螂。聽英文唱片,而不是台語錄音帶。房間鋪地毯,餐桌擺刀叉。去圓山飯店游泳,而不是在溪邊泡水。爸爸當不成律師或教授,那麼,就算是開一間文具店,也比在餐廳當泊車員要來得高尚體面。

假如妳來自我這種家庭,我們這種家庭,必然學會沉默,沉默,沉默才是家庭的生活之道。爸爸工作太累了,電視關掉,不要吵。爸爸的腳受了傷,夜裡睡得淺,我想上廁所,卻不敢拉開房間的門,深怕那老舊的門軌會發出乾澀的呻吟,像一根發酸的骨頭,吵醒父親枯燥無夢的睡眠。安靜,安靜,不要發出聲音。廚房裡滑倒,自己爬起來就好。

洗頭洗到一半沒了瓦斯,別亂叫,冷水淋一淋趕快結束洗澡。就連我的每一次咳嗽都遭到監視──生病是犯錯的行為,體力與金錢的雙重浪費,理當遭到鄙視──不必解釋,不要吵,別在那裡可是可是的裝可憐,我爸說,外面的世界、討生活的世界,有更嚴厲的沉默壓在上頭。

我爸工作的那間餐廳,位在市中心的「名人巷」附近。招牌小小一塊,自信地收斂在大理石牆面的凹槽裡,彷彿不稀罕似地、不歡迎人,除非很有錢的人。有錢人不會知道我爸在這「趴」車並沒有底薪,他們沒有生存問題於是從來不會了解別人是怎麼生存的。他們之中做官的那幾個,我同學的爸爸們,吃的用的都是政府的錢,並不習慣自己掏錢,這也就難怪他們,竟然把打包的剩菜拿來充當小費──這是什麼意思!把你準備丟進垃圾桶的東西,拿來付停車管理費?本人是靠小費養家的,靠小費養家,你懂不懂啊!──我爸當然不會把心裡的話說出來,靠小費養家的人,是不能發脾氣的,不能討價還價,甚至不能拒絕那些無禮的饋贈,只好不辭勞煩,把剩菜拎回家,度過另一個半鍋雞湯的夜晚。

失禮的榮幸

小男生對我糾纏不休的興趣,不是同類對同類、名犬對名犬的興趣,而是對異類的好奇──嬌貴的寵物,對小土狗的盲目追戀。譚德睿把我的照片關進他的項鍊墜子,高志浩寫了一首肉麻的詩,孫雲鵬在走廊撿起我的髮夾,追上來,我說謝謝,他說,「這是我的榮幸。

」我驚訝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竟也可以給人榮幸。他們愛的那個女孩根本根本與我無關。

也有那手法不太雅緻的,譬如賴昭麟。家裡開紙廠,錢是有的,但父親學歷不高,還不是貴族。總是在頒獎台下自言自語:獎狀,獎狀有什麼了不起,回家叫我爸印一百張給我。他在我生日那天遠遠喊我一聲,「喂!許清芬!」語氣兇寒得像是跟我有仇,然後突擊似地隔著半間教室,重重丟出一個東西,砸中我的鼻樑。是送給我的禮物,一隻河馬布偶。

還有那實在不怎麼有氣質的,李明俊,繼承了他爸那種小企業主的、務實的創造力,下課間胡亂拍了我幾張照片,兜售給有興趣的人。

愈是蠻橫失禮沒氣質的,愈像我的兄弟、我們那裡的男孩。其中最沒氣質的那一個,叫做呂彥誼,住在我家隔壁巷(另一顆擺錯位置的鈕釦,但價格或許比我還高一階,因為他家是開藥房的)。我最不願理會的就是他,誰教他是我的同類。我也從不揭發,他用什麼方法作弊偷了多少分數──妳怎麼能夠聞到他房裡的臭味?除非妳離他很近很近──同類與同類最好別相靠近,否則就有相互出賣的危險。

這群年幼的權勢者當中,有一個王者,一個挺拔的美男子,考試總是第一。

王子身邊有個丫鬟,任勞任怨的一個矮小女生,總是被選做服務股長(她是半價的優惠生,校車司機的女兒,另一顆不安其位的鈕釦,另一個我該迴避的對象)。小丫鬟替王子跑腿,將我自放學的鐘聲裡拔出來,抓到王子面前,說,「這就是許清芬。」俊美的王子看得我心臟都快停了,雖然他只看了我一眼。

才一眼,就毫不遲疑地下了判決:「就這樣?我看明明不怎麼樣嘛!」有品味,果然是見過世面的大少爺。

他轉過頭,面向燦爛的黃昏,一聲不吭,臉上彷彿鍍了一層膜。而他的表情,就浮在那沒有表情的薄膜之上。

我對他並沒有恨,還沒有。仇恨守候在適當的距離之外,像個掠食者,埋伏在發臭的黑暗當中。

偽裝的寄生蟲

五月份,梅雨把整座台北淋成一盒濕餅乾,第四個週末,總算冒出一個清脆的晴天,閒逸的人出門享用陽光,打工的人追趕工作進度。有錢的花錢,沒錢的賺錢,餐廳外守著兩個侍衛,廚房中翻炒著忙碌的香味,餐桌上警戒著乾淨到發亮的酒杯,部長一家來店裡聚餐。

沒有薪水的泊車員,在餐廳外跟部長的司機聊天。

部長一家用完晚餐,準備拿車回家囉!──老闆站了起來,電話不敢出聲,連地板上的花紋都繃得緊緊的。那一本正經、對名流不存偏見的泊車員,比部長的司機搶先一步,打開車門,微彎著腰,伸出右手,說一聲部長慢走。

泊車員說慢走的一刻,伸出了右手,他的手心並不向上,並不期待獲得任何的獎賞,他只是想要握手,握手而已(部長先生,我並不在乎你那一身的財富、權勢、地位,無一不是世襲而來,我並不在乎。我不會因為你的身世而看不起你,光是這一點,就已標示了我的教養與風度)。但是部長並不領情,在泊車員落空的手上投下一個輕率的蔑視,連頭都不點一下,只留下車門關閉瞬間、堅固而充滿價值感的一聲砰。

泊車員要的只是握手。只是握手而已。

但是部長不要。這隻飽食終日的蝗蟲,這隻偽裝成政治家的寄生蟲,在占盡歷史的便宜之後,於周身架起高聳的圍欄,守衛、淨化,他豐饒的貴族生活。

他不出手,不出聲,他不想弄髒自己的護欄。由於欠缺社會歷練,把一雙辛勤勞動的手,當作乞討成性的無賴。而他的兒子,我們學校的王子,則眼睜睜目睹了這一切。

我想像我的父親呆站著(故事一經回憶的干擾,就無可避免要動用想像,來填寫記憶的空白),站在一條狹窄的光線中。他實際身處的、與他被教導相信的世界之間,只存在這麼一小塊豁亮的空間。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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