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伊薩．迪內森與《遠離非洲》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譯◎鄧伯宸 圖◎王孟婷

如同傑作，至情至性罕有。──巴爾札克

丹麥傑出女作家卡倫．布里克森，「從男爵夫人」（Baroness Karen Blixen）、閨名卡倫．克里斯汀絲．迪內森（KarenChristenze Dinesen），家人叫她妲妮（Tanne），情人則叫她妲妮亞（Tania），然後朋友也跟著叫。只因為死心塌地愛著過世的情人，便用他的母語英文寫作，用的是典雅的舊式文體，並在娘家姓氏的前面，用了一個男性筆名「伊薩」（Is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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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喜歡開玩笑」

二十歲那年，她發表了幾篇短篇小說，頗受到鼓舞，未幾卻又決定擱筆。她「從未想要成為一個作家」，「本能地害怕陷進去」，若是從事其他職業，角色總是固定得多，即使陷在裡面，至少可以使她免於生命本身的難以捉摸。直到年過四十，才開始專事寫作，將近五十歲時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哥德人軼事七則》（SevenGothic Tales）。人生的挫折加上情人在非洲喪生，使她成為一個作家，並給了她一個新的生命，在她看來卻是開了她一個玩笑。於是「上帝喜歡開玩笑」也就成了她後半生的格言。

對於一般人認為她是天生的作家與「有創意的藝術家」，她總是誠惶誠恐地抗拒。事實上，對於寫作，她從來沒有野心，更別說當個作家；在非洲寫的一點東西根本不足掛齒，因為那都只是用來打發「乾季」的，目的不過是遣懷散心。僅有一次，是「為了賺錢才寫點小說」，儘管《復仇天使》（The Angelic Avengers）確實是為她賺了一些錢，但結果卻是「糟透了」。她之真正開始寫作，純粹是「生活所逼」，何況她「能做的也只有兩種事，烹調……或許還加上寫作」。

烹調先是在巴黎學的，後來在非洲也下廚，目的不過是取悅朋友；為了取悅朋友與土著，她又學會了說故事。「如果她一直待在非洲，也就不會成為作家了」。因為：「我，我只是個講故事的人，其他什麼都不是。讓我著迷的，無非是故事以及如何把它講出來。」只要有生命與世界，她就能夠話說從頭；因為這個世界充滿著大大小小的事件，奇奇怪怪的遭遇，全都是在等著人去講，有的之所以沒有講出來，依她的看法，不過是缺少了想像──只要耐得住性子，一講再講，你也就可以把它說得活靈活現。

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切

無疑地，這當然需要技巧，講故事的人不僅要活在生活當中，更要能夠按照所需的條件把它變成藝術。做個藝術家需要投入時間，並要與渾渾噩噩過日子的生活有所區隔，在生命當中，或許只有天生的藝術家才能做到這一點。以她來說，就有一條清楚的界線將她的生命與她後半生的作家生活一切為二。正因為她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切，包括她在非洲的家與她所摯愛的人，只帶著悲傷、痛苦與回憶，一無所有地回到朗斯提德蘭，她才真正成為一個藝術家，並獲得了非如此便無法達成的「成就」──「上帝喜歡開玩笑」，而神的玩笑，希臘人最了解，往往都是殘酷的。

就一個藝術家來說，生活與作品之間的關聯往往會造成困擾。很明顯地，關於她的故事，沒有人會比她自己現身說法講得更好了，但她何以沒有寫一本自傳？說到《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總認為是一部自傳性的作品，但是，全書絕大部分居然找不到任何可供參考的蛛絲馬跡。例如不愉快的婚姻與仳離，書中隻字未提，只有從丹尼‧芬奇哈頓這個非同一般的常客與朋友身上，細心的讀者才能夠知道有這麼回事。迄今評她評得最為中肯的羅伯．藍包姆（Robert Langbaum）就說，這部作品是「標準的田園詩，允為當代最佳的田園散文」。也正因為是田園的，嗅不到絲毫的激情，即使芬奇哈頓的墜機身亡，以及最後幾個禮拜她孤身一人守著行李與空屋，也只見暗筆淡描，點出潛伏在底下的「至情至性」。她寫芬奇哈頓每次回來，「都把一切散盡；總是說──彷彿是咖啡田在說的，只要雨季的第一場甘霖來臨，它們就會都發出來」；然後，「田裡的東西全都自顧自地說著自己」，而她呢，「每當他飄然離去，就編出許多故事」，「就如席赫莉莎德（Scheherazade，譯註：《一千零一夜》中講故事給國王聽的女孩）那樣，盤腿坐在地板上，編出了許多故事」。

故事如果不講出來

芬奇哈頓與他的朋友柏克萊．柯爾（Berkeley Cole）都屬於那個世代的年輕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們徹底跟傳統分道揚鑣，也沒有辦法履行日常生活的義務，有的人成了革命派，活在未來的夢土中，有的則完全相反，選擇了過去的夢土，活在一個彷彿「不再存在的世界」。但都有著相同的信念：「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紀」，寧願做個「放逐者」與「離棄者」，準備好要「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代價」。總之，芬奇哈頓來去一任己意，要他被婚姻綁住，那是萬萬不能的。維持關係最保險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完成新的東西。因此，可以確定的是，她也跟席赫莉莎德一樣，一心想要討好，也同樣意識到，若討好不成，自己也就完了。

在她去世之後，她的弟弟帶著幾分感傷回憶道，儘管她知道，「在一個海拔這樣高的地方……絕對不利於咖啡的生長」，偏偏她「對咖啡所知不多，卻堅決相信自己的直覺會告訴她該怎麼做」。直到最後，經過了漫長的十七年，她不得不離開非洲。重大的打擊之後，故事保住了她的愛，也保住了她的生命。「所有的傷痛都是可以承受的，只要你將它們放進故事，或把它們用故事講出來。」故事如果不講出來，它們的意義就仍只是一系列不可承受的事件。

沒錯，如果故事講得不離譜，自會揭露其用意。十歲那年，她深愛的父親去世，為她帶來了第一次的大悲慟，後來又知道父親死於自殺，更成了她最大的打擊，終其一生無法釋懷──而她要在人生中付諸實現的故事，其實就是接棒父親的故事。

在她父親的心目中，有一個人見人愛「神仙故事中的公主」，是他婚前認識並深愛著的，不幸卻在雙十年華遽然去世。父親曾經跟她提及此事，一個姑姑後來也說，失去那個女孩是他一生的最痛，甚至自殺也是因為無法跳脫悲傷所致。

她後來又知道，那個女孩是父親的表妹，小小年紀就一心想要成為父親家族的一員，據女孩的兄弟說，父親的家族當時是丹麥首屈一指的望族，跟她的出身「有如天壤之別」。很自然地，去世女孩家族中的一員，應該算是她的姪女，跟她結成了知交，因而認識了她的表哥漢斯．布里克森（Hans Blixon），應該是去世女孩的姪兒，並「如她所說的，『一見鍾情，死心塌地』愛上了他」。由於漢斯對她並不中意，儘管已經二十七歲，應該是懂事了，她卻做了一個決定──讓周圍的每個人既失望又不解──嫁給漢斯的孿生兄弟，並於第一次世界爆發前不久一同前往非洲。接下來，一切乏善可陳，根本不值得寫進故事，也不足以成為講談的素材，戰後，她立即跟他分手，並在1923年正式離婚。

由生活的惡作劇所寫成的

她從自己早期的生活了解到，雖然你能夠用故事或詩把生活寫下來，未必能夠將生活變成一首詩，將生命活得有如一件藝術品（如哥德那樣），或者用生活去實現一個「理想」。生活中或許有「精華」，收集起來，在想像中反覆醞釀，或許就可以淬煉精華變成「瓊漿」，到最後或許可以「製造」一些東西出來，「合成故事」。但是，生活本身既非精華也非瓊漿，如果你誤以為它是，它就只會是玩弄你的惡作劇而已。或許正是因為生活的惡作劇造成了痛苦的經驗，才讓她（說來稍微遲了點，大約是她三十五、六歲，遇到芬奇哈頓時）落入「至情至性」的陷阱，而至情至性之可貴，卻絕不下於傑作。總之，講故事到底讓她變得聰明了──而且隨著周遭人對她的關心，沒有讓她變成一個「女巫」、「賽琳」（Siren，譯註：希臘神話中以甜美的歌聲迷惑男人變成豬的女妖）或「女先知」。智慧是老年人的美德，但似乎又只有年輕時既不聰明又不規矩的人才會如此吧。 ●

漢娜．鄂蘭（1906-1975）

被譽為是20世紀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早年跟隨海德格、雅斯培。1933年納粹上台後流亡巴黎，1941年到美國，曾於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任教。她的著作如《極權主義的起源》是社會、政治哲學的扛鼎之著。鄂蘭去世後，美國學界出現「鄂蘭研究」，對於研究她的學者則稱為「鄂蘭派」，儼然成為一個學派之勢。本文為其著作《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其中一篇精采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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