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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王丹／【洛杉磯傳真】 歷史記憶是一種社會責任
◎王丹
每年的「六四」紀念，我都會想做一些事情，記述當年發生了什麼。因為在我看來，為社會歷史留下記憶不僅是個人性的願望，也是一個公民應盡的社會責任。今年，我準備整理一些口述歷史的資料，讓不了解歷史真相的年輕一代，能夠回到當年的場景。而這些資料，說起來還有一段故事。
1989年我參加學生運動以後，被判刑四年，先後關押在秦城監獄和北京市第二監獄。在服刑期間，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如何反思我們在1989年的所作所為？第二，出獄之後，要做哪些事情？第三，要怎樣把八九民運這一筆中國歷史上的寶貴遺產保存下來。關於第三個問題，做為一個歷史系的學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一個口述歷史，要讓當年發生的事情，用文字保存下來，讓後人知道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1993年2月我獲得釋放，一直到1995年5月我第二次被捕，其間有兩年的時間我沒有在獄中，我戲稱為「放假」。在這段時間，除了重新聯絡當年的同學，談論如何繼續做一些推進中國民主化的事情以外，我也開始按照原來在獄中的構想，陸續進行了一些口述歷史的工作。當時，對於如何做口述歷史，我完全沒有專業知識，因此沒有一個完整系統的規畫。基本上就是遇到願意公開談論這個問題的人，就跟他們聊一下，在得到他們同意的前提下，用錄音機錄下來。兩年的時間，前前後後也積累了幾十盤錄音帶。而且，完全沒有進行文字的整理。
1995年5月我第二次被捕，我的房間裡面的東西全部被抄走，包括部分的錄音帶。幸好，還有一部分我是放在父母的房間。當時，抄家的人還想搜查我父母的房間。我母親十分勇敢，她守在門口，說什麼不讓公安局的人進去。她說，王丹有什麼問題，你們抄他的房間去；我們沒有問題，你們憑什麼搜查我的房間？！就這樣，保護了不少我放在他們房間的資料，也包括我做的一些口述歷史的錄音帶。在我第二次坐牢的期間，我母親和家人一邊要為我的事情向國際社會呼籲，一邊積極地整理我留下來的資料。後來，大部分文字都是我的家人根據錄音帶整理出來的。應當說，這些珍貴的口述史料能夠問世，應當也有我母親和其他家人的功勞。
1998年4月我被流放到美國，開始進入哈佛大學讀書。之後，我父母和家人幾乎每年都來美國跟我團聚，並陸陸續續地把很多我留在北京家裡的文字資料帶了出來，其中就包括那些口述歷史的文字整理稿。從1998年到現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我都沒有碰過這些材料。原因是：當初我開始做口述歷史的時候，曾經想採訪一百個「六四」的親歷者，出版一本《「六四」百人談》，我本來還希望能夠繼續這樣的工作，完成一百個人的採訪。但是出國以後，學業和社會事務繁重，無暇進行採訪，一百個人的目標顯然是無法達到了。因此我放棄了整理出書的計畫。
但是現在我想，未來，我也會有太多其他的工作。也許現在是時候了，應當把當年那些口述歷史整理出來，編輯成書了。我的目標很清楚，那就是：歷史記憶和集體記憶，是每一個民族走向未來的重要經驗積累。未來的某一天，社會也許會需要和解，需要寬恕，但是無論多久，一個民族對於過去的事情，都不能遺忘。要做到這點，沒有什麼，比留下原始紀錄更重要的了。對於台灣，對於中國，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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