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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 林薇晨／彼女日誌 － 2之1
圖◎郭鑒予
◎林薇晨 圖◎郭鑒予
寫作的祕訣是：保持一種心痛的感覺，但是不能太過心痛。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只要需要這種心痛的感覺，就會去電子信箱找出醫生寫給我的信件，感受一下那些愛，感受一下那些愛現在已經不再，於是眼淚充滿眼眶了，我又可以在鍵盤上敲出一些字句。於我而言，閱讀這些信件幾乎就是一種復健運動。在每個感到失語的日子裡，我憑藉醫生遺留的文字的餘韻，一點一點拾掇言說的能力。
我很少和別人說起醫生的事情，偶爾必須說到的時候，總是叫他「醫生」，沒有名字，因為他的職業是復健科醫生，也因為他的名字是個不可告人的祕密。在我最初開始寫作與戀愛的日子裡，總是有醫生陪伴我的身影。我常常想起，那個耶誕節的午後，我們一起在咖啡店裡吃義大利麵，盤子裡有蝴蝶麵和水煮章魚，因為醫生是個見多識廣的大人的緣故，我便隨口對他問道：「你知道章魚為什麼叫做章魚嗎？」平常總是什麼都知道的醫生，這次卻不清楚這題的答案了。他努力想了想，笑道：「大概是因為章魚肚子裡很多墨汁，古代人覺得牠好像很擅長寫文章吧？」我在餐桌上歪了歪頭，也笑了，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
因為這段關於章魚的對話，此後每當我覺得自己裡面充滿了黑暗無光的事物，立刻就有一種寫作的欲望。和醫生分手以後，我反覆地重讀他留下的信件，為的也許也就是溫習我們之間那段魆黑的時間。
那些就是我的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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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將章魚與文學聯想在一起之前，章魚於我首先是個關於醫學的意象。在日文系一門文化研究的課堂上，老師提到京都的永福寺又叫蛸藥師堂（「蛸」即是章魚的漢字），寺裡供奉著一尊唯妙唯肖的木雕章魚，相傳參拜信眾只要以左手摸摸章魚，就能療癒百病──當然不過是心理層面的靈驗。然而，人們在無所適從的時刻，遇到什麼都能視為救星。
認識醫生那年，我還是個二十二歲的大學生，同屆的朋友都畢業離校了，我卻為了中文系和日文系的課程而延畢著。這些關於語言文字的課程都是我喜歡的，可是我知道自己之所以延畢，其實是因為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寫作，除了寫作之外，我沒有其他憧憬或目標，可是純粹的寫作在現代社會裡是很難養活自己的。在如此迷惘的日子裡，我上網徵求寫信的筆友，收到許許多多的來信，其中一封就是醫生的。醫生在信裡簡單介紹了自己：他是個每天工作到夜晚的上班族；他喜歡看書看電影；他喜歡跑步游泳健身騎單車；他正在學習素描和吉他，還拍下了畫冊的其中一頁，是一張半身維納斯石膏像的素描練習。這些關於生活安排的敘述十分吸引我，我感覺他是一個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人，而這份知道正是當時我最缺乏的東西，於是我很快就回了信。
開始通信以後，我幾乎每天都會收到醫生的信件。他寫到復健診所的工作日常，我寫到寫作投稿等待刊登的種種經過，彼此回應彼此的煩惱或快樂。信件裡的醫生，似乎是個非常孤獨的人。下了班，他常常自己騎重機去台北各個角落，有時是山，有時是海，並且在山裡或海邊找一間咖啡店坐坐，觀察各式各樣的人們，拿鉛筆草草完成一張輕描淡寫的圖畫。
等不到回信的時候，我會忍不住想像醫生在台北的那一端忙些什麼。「今天看診太累了嗎？」「今天忙著練習素描或吉他嗎？」「今天和同事出去吃飯了嗎？」「今天……」或長或短的問句飄浮在腦袋裡，可是我從來不去問。不能問。當一個筆友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即使我們寫的是電子信件，也像需要穿越經線和緯線的紙本信件，貼滿了花花綠綠的郵票。我默默在台北的這一端數著時間。然而，最遲最遲，總是兩天後，醫生的信件又會翩然抵達我的信箱。
不知不覺，讀信成為了生活裡我最期待的事情。似乎無論我發生什麼事情，醫生都能夠理解。於是對於醫生的一切，我也總是願意理解。透過這些信件，我愈來愈認識醫生，愈來愈認識，也就愈來愈喜歡他這個人。喜歡一個素未謀面的筆友，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可是我沒有任何希冀或祈求，就只是滿足於收到一封又一封為我而寫的信件。也許我喜歡的不過是他的善於寫信。有時上課上到一半，接獲手機的來信通知，我可以感覺自己的心臟怦怦地跳。黑板上的經史子集，文字聲韻訓詁，忽然都沒有醫生的一字一句令我著迷了。
醫生總是在信末附上新近的素描畫作，小貓小狗草莓蘋果，鉛筆製造的漸層的灰階在紙上，成為了物體深深淺淺的陰影。「畫動物畫物品都容易，畫人最難，畫認識的人更難，因為太過熟悉，一看就知道哪裡不對勁了。」醫生寫道。在日復一日的練習之下，他的素描技術愈來愈進步了。然而，在醫生寄來畫作的日子裡，我一次也不曾給他看過我寫的文章，因為我的文章總是以本名發表的緣故，他只要上網稍微搜尋就可以知道我的真實身分。我希望我們的關係只是筆友，只是一個筆名對另一個筆名的理解，彼此之間永遠保留著等待的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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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對於寫作的志願，我母親雖然並不十分支持，卻也採取放任主義，反正我不要餓死或累死自己就好。我母親年輕時是個文藝少女，家裡書櫃一排一排都是她的藏書，梁實秋陳之藩張愛玲，三十二開的線裝本，泛黃的扉頁上簽著鋼筆的題識。因為母親喜歡亦舒的緣故，我很小就讀過她的幾本小說。亦舒筆下的女子對於Vera Wang設計的婚紗大抵都有近乎偏執的迷戀，每每訂下婚約，她或她的親朋好友就要「打電話到紐約王薇薇處」、「去紐約王薇薇處訂禮服」、「馬上叫祕書打到紐約王薇薇處訂婚紗」，曼妙地籌畫一場香港婚宴。
我母親的結婚沒有這樣羅曼蒂克。簡直整個就是一齣鬧劇。從前她有個交往六年的律師男朋友，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她卻發現他另有一個小女朋友，而他堅持兩邊一樣重要，哪位都割捨不了。他有他做為律師的權衡的天秤。「那個女生跑來求我，說願意做小，說願意叫我『姊姊』！直接就『姊姊姊姊』叫起來！真是！」年輕的母親盛怒之下提出分手了。可是此後再也不能那樣深愛一個人了。另外匆促結了婚，也是務實大於情感。那個年代，不結婚總不行的。
母親在我懂事以後離了婚。搬家後，我們一起在台北市區一間小公寓裡住過一陣子，是她某個室內設計師朋友的物業，想要租而還未租出去，就先便宜賃給了我們。母親的財會工作十分忙碌，經常要到外國出差，因此我的生活幾乎都是一個人過，假日就到餐廳打工或到咖啡店寫作，賺些外快。我母親一直是職業女性，因此我很早就聆聽過她那一套關於「女性務必自立自強」的主張，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工作著，儘管她從來也不曾虧待我絲毫，我要什麼就有什麼。在我們同住的小公寓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母親在玄關試穿百貨公司寄來的，新買的漆皮高跟鞋，並且對我讚美道：「這雙鞋子的楦頭寬度剛剛好，又漂亮又舒服。」她不是削足適履的陳舊女子，鞋子不合腳就脫掉，婚姻不合理想就離掉，儘管我總覺得她還是離得太遲了一點。無論是離婚或離家出差，我母親的高跟鞋的叩叩聲總是伴隨行李箱輪子的咯噔聲，在我聽來那是最獨立的跫音。
年幼時，母親經常開車載我去不同的地方，上課下課，逛百貨公司。回外公家時，我們會經過長長的愛國東路，又叫婚紗街，因為整條路上都是一間一間婚紗店的緣故。還是兒童的我總稱這裡是「新娘子的路」。長大以後不這麼叫了，然而這裡的氣氛依舊令我感到十分輕快。每間店面的櫥窗都鑲滿燦爛燈泡，每個假人模特兒都穿起綾羅綢緞，天仙一般。「為什麼這裡這麼多婚紗店呢？」我坐在副駕駛座上，靠著車窗，低低詢問等待紅燈的母親。母親一邊對著化妝鏡搽口紅（據說那是香奈兒的經典色號），一邊散漫地應道：「旁邊就是中正紀念堂，剛好可以拍婚紗照囉。」從前我以為中正紀念堂不過是個占地寬闊的公園，花園，很久以後才知道這是某某總統的模擬陵寢。「為什麼結婚的人們非得來這座墳墓照相不可呢？」想到這裡，我忽然明白這是非常適切的婚攝場景了。
母親的汽車是一部香檳金色的福特Liata，中文名字譯成「你愛她」。九○年代的汽車製造業大約都還有點性別刻板印象，預設開車的都是男子，坐車的都是女子，因此副駕駛座前方車頂的遮陽板拉下來就是個宜於補妝的小鏡子，駕駛座的遮陽板則沒有。因此母親的皮包裡永遠備著一隻貝殼式化妝鏡。在晴天的太陽下，這鎏金的福特汽車閃著光芒，直直開進千禧之後，開出婚姻之外，也顯得微微老舊了。母親總是想換一部新車，至少駕駛座的遮陽板要有化妝鏡，然而一直沒有換，到底她還是十分珍惜這汽車的款式，後來似乎都不流行香檳金的烤漆了。睫毛，鼻尖，唇，坐在副駕駛座上，我看著母親開車時的側臉線條，有時也會想像自己開起車子的模樣。人人都說我們長得像極。然而無論長到多大，我始終覺得她比我更堅強，比我更美麗。
所謂的美麗與堅強，說穿了，其實也不過是永遠能夠轉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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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在信件裡和醫生聊起母親。醫生在回信裡寫到，根據某個兒童心理學的研究，比起用其他詞語形容母親的兒童，習慣用「美麗」形容母親的兒童，最常受過來自母親的心理創傷。「噢？是這樣嗎？可是我不是兒童了呢。」我在鍵盤上打出這行句子，卻又一字一字往回刪除，不能決定怎麼回覆比較好。一時之間我覺得自己在醫生眼前極其赤裸，儘管他根本不曾見過任何一張我的照片，此刻也已經看透了我。
如同我寫到關於家人的事情，醫生也漸漸在信裡寫到關於他的家人。他是個有家的人，不過分居了，結婚十年的妻子和剛上小學的孩子不在台北而在台南。二十二歲時，我對於分居的理解十分單純，我想分居就是一對夫妻已經沒有愛情了，也不願意住在一起了，可是為了這樣那樣的因素暫時不能離婚，例如節稅或扶養之類──基於我旁觀母親的婚姻而獲得的知識。在信件裡，醫生寫到的夫妻互動都和孩子相關，好比週末兩人一起出席開學的家長會。他不離婚，因為不希望孩子缺乏父親或母親的關愛。在復健診所裡，他治療過無數身心不健康的孩子，因此覺得一個孩子的壞毀是非常容易的。「當然他怎麼可能不知道我們的問題。都知道的。」醫生寫到孩子時，總彷彿是有許多愧疚，字裡行間帶著淡淡的苦笑。
做為一個在沒有愛情的婚姻裡長大的孩子，我並不贊同醫生勉強維持婚姻的行為，因為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因為母親的不離婚而比較快樂。然而二十二歲時，我對於愛情或婚姻的理解也非常單純。我不明白撐住醫生和妻子的婚姻的，是比愛情更要難分難解的親情。親情就是一種有愛也有不愛，有恨也有不恨的情感。
無論如何，醫生的婚姻是他的事情，我不過負責寫信討論而已，他要出來不出來都與我沒關係。寫信寫了幾個月，醫生繼續在信件裡附上新近的素描畫作，我一張一張存在手機裡，存了三十幾張。因此在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前，我就看過他的長相了，因為某次他的素描對象就是他自己。那天是星期六，醫生來我住處附近的大學參加一場復健醫學研習，會議結束後，他寫信約我去咖啡店坐坐，還在信末放上了店裡的菜單。收到信件，我猶豫著到底要不要赴約，猶豫了許久，然而出於筆友的情誼和某些我也不太明白的好感，我還是回了信，點了飲料，出了門。「就是下樓碰個面而已，不會怎樣的。」我告訴自己。
醫生已經在咖啡店裡坐著了，點了一杯黑咖啡，代我點了一杯草莓汁，飲料也都上桌了。他戴著橢圓框眼鏡，穿一件淺藍長袖襯衫，搭一條深藍長褲，下接褐色皮鞋，整個人是一個美色十足的長腿叔叔。我在心裡暗暗想道：「這是一個愛美的男人。」是他說的，「畫人最難」，他也確實長得和自畫像不太一樣。哪裡不一樣呢，自畫像裡他的左眼臥蠶下方有一顆痣，然而這顆痣其實長在右眼的臥蠶底下，想必是因為對鏡自照左右顛倒的緣故，但是也不只這一處不一樣。他長得比畫裡更老也更好看。也許就是因為更老才更好看。一張大我十五歲的臉孔。醫生看見我，皺起眉毛，似辨認未辨認的疑惑模樣，眉心刻著兩道深深的懸針紋。我看過他而他沒看過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斷定眼前這人就是幾個月來的筆友。
醫生點頭微微笑道：「你好。」我也點頭微微笑道：「你好。」如此彬彬有禮的開場白。
草莓汁裝在透明玻璃杯裡，杯裡歪著一支拗出心形的塑膠吸管。忽然之間，我感覺全身的血管都成為了曲曲折折的吸管，酸甜微苦的草莓汁流過這些管道，流遍我的身體，抵達了中央心形的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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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咖啡與草莓汁之夜後，我和醫生幾乎天天都見面。有時在他午休時見，我們去哪間咖啡店吃午餐，每次都去探勘不曾造訪的店家，點遍了各色各樣的草莓蛋糕。有時在他晚上下班後見，我們在小公寓附近散步，散很長很長的步，走到鄰近的松山機場，坐看飛機起飛以後，終於化成夜空裡的一顆星星。每個星期五，醫生只看早上的門診，中午就下班，我們有整個下午可以約會，騎車去些更遙遠的地方，儘管到了那裡，也不過是隨便找一間咖啡店坐坐，如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到了晚餐時間，醫生就要搭乘高鐵回家探望孩子，並且在台南度過整個週末假期。
不知不覺，我寫給醫生的信件全是日誌一般的相處紀錄，信裡我們的生活漸漸多於我的生活。我們現在是我們了。在他的婚姻之外，我們現在是我們了。
西洋情人節還沒到來，網路上已經開始流傳巧克力的廣告。有一種熱銷的器官巧克力，每顆都是粉紅色內臟形狀，心臟肺臟肝臟腸子和腦袋，因為採用特殊模具手工製作的緣故，幾個月前就要預購了，不然臨時要買是買不到的。我覺得這種巧克力真是有趣極了，並且非常適合送給醫生，遂也下訂了一盒。心是心心相印，肺是肺腑之言，肝是披肝瀝膽，腸是牽腸掛肚，腦是「我的腦子裡面都是你」。一盒結合文學與醫學的奇怪的巧克力。我想像著醫生收到禮物時的驚訝表情，我知道他會又無奈又受不了地笑道：「真是不懂你們現在的年輕人！」他是年長的，我是年輕的。我喜歡我們之間十五歲的時差。
冬天愈來愈深，有時晚上我和醫生冷得哪裡也去不了，只好坐在小公寓樓下的自助洗衣店裡聊天，牽手取暖。醫生總是有許多感想可以告訴我，關於工作的，關於音樂和美術的，關於他的婚姻的，相形之下，我的人生如此短促單薄，然而醫生依舊將我當成一個可以平等談話的大人。和醫生在一起就是這樣，我有時覺得自己是小孩，有時覺得自己是大人，總之不是我自己。我不想成為我自己。周圍的洗衣機開始運作，無數床單被套衣衫洋裝翻滾起來，在漩渦裡轉動轉動轉動，轉成了三百六十度舒展的玫瑰。我們兩人靜靜肩並著肩，被這些織物組成的彩色玫瑰環繞環繞環繞，懷抱著一種戀愛的心平氣和。醫生和分居的妻子最初也是互相戀愛著吧？交往十年，結婚十年，怎麼就變成現在這樣了呢？旁觀著醫生的婚姻，一如旁觀我母親的婚姻，我不是不能理解兩人一旦相處太久，難免都要發生一些問題。我想到醫生的孩子，無論醫生怎樣以婚姻保護他，圈守他，也許他終究要對於婚姻的意義產生質疑。
和醫生道別，上樓回到小公寓的家裡，一開門，我母親的高跟鞋一立一倒地擱在玄關裡，簇新的鞋底還沒有太多摩擦的痕跡。她在房間裡講電話，房門沒關嚴，嬌滴滴的嗓音流洩出來，流進我的耳朵，一聽我就知道她戀愛了。一個女子，和女子說話，和男子說話，和男朋友說話，那聲腔是有微妙的不同。母親一邊講電話，一邊撥弄頸項絲巾上的流蘇，密密的鬚子搔著指尖，搔著手心，她整個人的語氣像給搔癢一般鬆軟酥麻。看見我回來了，她伸手指指餐桌上買給我的草莓千層蛋糕，依舊對著電話又笑又嗔，盡情展覽自己的聰明與柔媚。一個美麗的女子，無論長到幾歲，熱戀起來永遠是亦舒筆下的少女，儘管也許並不迷信Vera Wang的婚紗了。
我為母親的愛情而快樂，然而我默默知道自己其實並不希望她太過快樂，快樂到和電話那端的人展開新的生活，因為沒有她我就真的沒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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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在台北有個獨居的家，在台南有個有家人的家。台北的家在一間灰舊的老公寓裡，台南的家是怎麼樣呢。儘管醫生從來不瞞我，我總覺得太過好奇了是不行的。
冬天更深之後，我和醫生開始在他的老公寓裡約會了。我總是在小公寓樓下搭乘公車，搭到醫生的復健診所那一站，再走一段路，來到老公寓的大門外等他下班。復健診所就在步行五分鐘的距離外，但是我們不能約在那裡碰面，儘管當時我對於我們的關係並沒有什麼罪惡感，因為醫生已經分居的緣故，我只覺得自己是他和妻子談好之後的，新的交往對象，然而為了孩子暫時還不能公開。也因為醫生每週依舊按時返回台南的緣故，我從不認為自己耽誤了他對於家庭的責任。冬天的小雨軟軟地下下來了，每次站在屋簷下看見醫生撐傘走過來，儘管並非怎樣遙遠的路程，我也覺得他是跋涉了千山萬水才抵達這裡。
醫生的老公寓裡布置十分儉省，沒有多少件家具家電，僅有的幾件也都富於中古的斑駁，小沙發，小冰箱，小爐台，小浴缸，乍看完全是個單身男子的宿舍。整間屋子唯有內側一張雪白大床大得引人注目，也沒有床架，彈簧床墊直接擺在地上，罩著一襲接在天花板上的雪白蚊帳，像冬天的初雪紛紛垂落於溫柔的雪地。看見那張霜雪一般的床舖，我的第一個感覺是：躺在那床上面，必定有一場非常安穩的睡眠。
其實以醫生的工作能力而言，他大可不必過得這樣將就，然而個人有個人的選擇。他選擇將自己對於物質的欲求減至最少。十年以前，醫生剛剛結婚成家，立刻就到非洲當醫療替代役，習慣了那裡素樸的生活。儘管當地也有君主和貴族，也有異國料理，也有副熱帶高地風景，也有旅行度假的遊客，輕易就能給人一種觀光的氛圍，醫生與其他醫生們畢竟是為了服務而去的。回國以後不久就分居了，他自己搬到台北，也還是維持著海外行醫那年的生活方式，幾乎帶有一種懷念的態度。儘管如此，看著這老公寓的陳設，我有時也覺得這裡不過是醫生的一個臨時住所，隨時可以拋棄不要了的。不像我母親，即使賃居也要將小公寓打點得舒齊華美，醫生的老公寓裡沒有太多東西，或許也就沒有留戀。
我的一篇文章刊登在報紙的副刊上了，事前收到編輯通知見報日期，告訴醫生，當天醫生竟然買了兩份報紙，一份要拿來看，一份要收藏起來。我坐在老公寓的小沙發上，諦聽旁邊的醫生一字一字朗讀整篇文章，讀到關於他的段落，他不好意思地微微揚起嘴角，沒穿拖鞋，左腳右腳各自將趾頭緊緊拳在一起，非常羞澀不安的模樣。一個美麗的男子，無論長到幾歲，在熱戀中也總是少男一般。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遇到喜歡我也喜歡我的文章的醫生，不禁感到快樂無比。許久許久以前，醫生曾經在信件裡寫道：「其實我也只會當醫生，其他的我也不會……」醫生自有一套毫無必要的謙虛，明明已經是社會認可的專業人士了，卻仍願意陪我一起一無是處。因此我更想要繼續寫作了。每次作品刊出，我們就窩在小沙發上朗讀，一起蓋著一條薄薄的毛毯，烘著房東留下的石英管電暖爐。天寒地凍的冬天，天長地久的冬天。我的胸膛裡靜靜地充滿了愛。愛？愛是什麼？二十二歲時，我愛人和被愛的經驗太過稀少，我不知道怎樣的愛才是適當的愛。也許當時我想要的根本不是愛情而只是愛心。
我和醫生在老公寓裡度過許多時間，有時也並不特別做些什麼，就只是各自忙著各自的事情，我在床上抱著筆電寫文章，他在床下挨著桌椅練習素描或吉他，輕輕彈奏一段宋冬野的〈斑馬，斑馬〉。醫生非常喜歡宋冬野的歌曲，於是我也跟著喜歡了。總是這樣，我在床上，他在床下，兩人之間隔著從天而降的雪白的蚊帳，新娘的頭紗一般。我總是從紗帳裡面窺看外面的醫生，並且再一次地，恍然體會了新娘的雲裡霧裡的視野。在這樣的時刻，我常常想起母親，想起我們屢次一起穿越的婚紗街，想起香檳金色的福特你愛她，想起因為母親的婚姻的緣故，我從來不想成為一個新娘。「在外國出差的媽媽現在過得好嗎？」我在心裡暗暗掛念著。那段時期母親經常不在家裡，於是我住在老公寓裡的日子更多了，醫生甚至為此打了一串鑰匙給我，讓我自由進出他在台北的家。
沒有中文系或日文系課堂的早上，醫生去復健診所上班了，我還是坐在床上，背部抵住兩隻枕頭，繼續用他的筆電寫作。電腦裡存了一個又一個我建立的文件檔案，都收納在那未命名的資料夾裡。看見這筆電裡安放著我的草稿，我便覺得又在醫生腦袋裡存下了一點關於我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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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五，醫生只上半天班，下午就和我一起騎機車出去逛逛。一個星期裡有四天半，我們就像一對最普通的情侶，一直普通到星期五晚上，我陪醫生去車站，目送他搭上返回台南的高鐵，再自己回到小公寓裡，準備到打工的餐廳上班。每個週末我一定排滿餐廳的工作，在服務生的制服和圍裙裡忘卻另外一種身分，否則沒有醫生的台北太過令人痛苦了。
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照理而言我應該早已習慣，可是每送醫生回去台南一次，我就又要難過一次，到了後來，總是在前往車站的半路上就開始流淚。醫生看見我這樣哭泣，非常內疚，一路對我道歉，可是他愈道歉我愈覺得自己哭得理直氣壯，於是愈發抑制不住眼淚了。高鐵車門關閉，載走醫生，我還站在原地淌眼抹淚，任由周圍的乘客來來往往，經過我和我的不能訴說的傷心。在台南他們會做些什麼事情？會去些什麼地方？會看些買些吃些玩些什麼東西？醫生對於生活的安排如此規律妥貼，沒有任何一次為了我而留在假日的台北。我開始懷疑他們之間根本不是我所理解的分居，只是一般的週末夫妻，遠距家庭，然而醫生做盡他能做的一切讓我安心。他總是趁我在餐廳上班時寫長長的信件給我，證明他並不都在陪伴另一個女子。他也會在深夜睡覺前傳訊息和我聊上一段時間，證明他和她已經沒有同床共枕睡在一起。已經不是那樣親密的關係。對於醫生，只要他願意給我證據，我就願意相信，否則我真不知道該相信什麼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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