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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本土文化的國際觀 ---回顧《南方》雜誌之一
◎王丹
《南方》雜誌創刊於1986年10月，1988年2月停刊，共發行了15期。在發刊詞〈《南方》的話〉中，開宗明義地確認辦刊宗旨是：「《南方》的工作將落實在文化本土性的追尋，探索，實踐與批判。」在八十年代台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南方》集結了一批校園學運中的青年才俊，就文化的「本土性」等問題進行積極的思想探索。
南方第一期針對台灣電影業前途，特別組織了題為「第三電影在台灣」的專題討論，對本土文化的熱情展露無遺。
所謂「第三電影」，發源於60至70年代的拉丁美洲，是針對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第一電影」，和受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影響而生產的第三世界一些民族電影而言的新電影運動，重點關注階級，文化，宗教，性別平等，武裝鬥爭等主題，代表人物是阿根廷魔幻現實主義電影導演費爾南多．索拉納斯（Fernando Solanas）。第三電影在革命中產生，主張與體制性對抗的特點，在八十年代台灣社會彌漫的反叛性文化氛圍中，自然贏得青年藝術創作者的青睞。《南方》雜誌專門就「第三電影」進行的討論，表面上看是吸收外面的世界的資源，但是主要的目的還是建構起台灣新的本土的文化體系。其中，本土性和國際觀，是自覺地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在〈為什麼要談第三電影〉一文中，王菲林指出：「要先認識自己和自己的社會，然後才談得上認識第三電影。」他引用高達的話：「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會無緣無故關心另一個民族」，從而主張「從第三電影打開本土文化茁壯（成長的道路）」。而吳弗林在〈在台灣談第三電影〉中也呼應王菲林的看法，他認為接收第三文化的目的，不應當是簡單的建立反好萊塢的電影哲學，而應當是「重新審視本土電影工業及文化發展迄今種種機制，淘選出能反映出本土現實生活的自覺性題材及語言，在意識形態的領域內解放現階段的困局。」而藍波在〈第三電影與日據以來台灣的電影經驗〉一文中，更是明確地把第三電影的本質總結為「以電影做為社會改革的工具」，這也可以看做是《南方》作者們對於台灣本土電影發展的未來道路的一種選擇：「唯有那些在認識上進步的新銳，在文化，政治上自覺到改革體制的必要，台灣新電影才能從懷舊的回憶階段，跨越到真正成熟，自足的戰鬥階段。」
今天回顧這些激盪的文化思想，回顧當年年輕一代對於台灣本土文化的建設主張，我們不能不看到：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文化本土性建設工作，是建立在開闊的國際觀的基礎上的。由對拉丁美洲第三電影的關注，引申到對台灣本土電影事業的新定位，就是典型的例子。只有更加擁抱世界，才能建設堅實的自我認同，這才是島嶼文化應有的格局與戰略。就此而言，今天台灣的本土文化建設，就國際觀而言，比起八十年代是有所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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