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寫自傳？

◎庄腳人

最近上了年紀的人，很流行寫自傳，寫下一生事蹟，做為後代為人處世的範本。因此有些親近的友人，也建議筆者應該要蒐集一生為社會國家盡力貢獻的事蹟，以寫成一本「自傳」。筆者卻認為自己一生是平平淡淡，對家庭、族親、家鄉或社會、國家，甚至人類並沒有任何貢獻值得流傳於世。我的一生受到許多關愛、照顧、協助與支持，卻沒有任何回饋。可以說是受惠感恩的多，回饋奉獻的少。

以家庭為例，我的母親生了十一胎，卻夭折六個子女，活下來的只有五個，我是第十一胎的么子。早期環境衛生不好，在鄉村不但沒有婦產科醫生，連「產婆」（助產士）都匱乏，孕婦產下胎兒後，常見家人用家中平時用的「剪刀」斷臍，因缺乏消毒，很多嬰兒感染「破傷風」而夭折。所幸我並沒有感染，且因為是老么，特別受父母家人疼惜，在家裡連抹布及掃把都沒有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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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七歲就擔任家鄉的「鄉民代表」，二十九歲競選台北縣議會議員，連任四屆，俟家鄉劃併入台北市，又以在職的縣議員轉任院轄台北市臨時議會議員。當時，參加縣議員競選候選人首場政見發表會，即當眾宣誓「名利不雙收」，僅求名不求利，因為能否當選，完全倚靠選民支持賜票，如果能獲得地方父老選民支持且當選得「名」，又要收紅包或承包政府機關的工程得「利」，這種「名利雙收」的作為，筆者認為不公平，也不道德。

所以，在擔任公職的二十多年間，不但沒收過紅包或承包政府機關的工程，連經商都避免，專心為民服務。當時為選民代寫各項「申請書」、調解紛爭的「和解書」、房地產的買賣，不但不收「介紹費」，「買賣契約書」也都免費代寫，那時不到一個禮拜，一百張「十行紙」就告罄，完全義務服務選民，相對地當選民有婚喪喜慶，喜事不送「紅包」，改送「中堂」；喪事也不送「奠儀」或一般長度七尺的「輓聯」，而是自己買「白匹布」，動手裁剪僅六尺的輓聯；「中堂」或「輓聯」當然親自用毛筆書寫，也自己送去。

另外，筆者早期所服務的工廠，因終戰後被菸酒公賣局接收，彼時政府推行「工會」組織，筆者擔任該工廠的工會常務理事。菸酒公賣局連同菸、酒及材料廠總共有二十三個工廠。因此成立工會聯合會，筆者被推選為菸酒工會聯合會理事長，後來又升級被選任為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原任理事長因比較年長，購置自家用三輪車並雇用三輪車夫以為代步，筆者當選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後，原任理事長所坐的舊藤椅使用年久不甚穩固，筆者卻沒有換新，任期中一直使用，至於三輪車就予以變賣，三輪車夫則依法支付資遣費予以資遣，以節省總工會經費開支。

筆者卸任所有公職後，才開始從事生產事業，但其地點均非以前所競選的選區，經商尤其嚴守不與政府機關「取引」（來往）為原則，比方說家鄉被劃併入院轄台北市後可能會實施都市計畫，地價勢必高漲，但筆者在家鄉選區連一坪土地都未曾購入。綜上所述，筆者一生守信、守約、守法或許有餘，卻無任何特別貢獻，能流傳給後世為範，所以自認沒有資格寫自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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