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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
◎王丹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雖然是主要的受害人，但是大家比較容易忽略的是，其實有些知識分子也是加害者。面對政治壓力，很多知識分子選擇明哲保身，甚至攻擊他人以顯示自己的忠誠。當年的目擊證人表示「反右」的時候，文人整文人，比外界整文人厲害得多。在反胡風運動開始以後，因為辦案人員從胡風住處搜到大量胡風多年來保存的與友人的來往信件，天津、武漢等地被捕的「胡風分子」的家裡也抄出很多與胡風的通信，當時需要一些熟悉文藝界情況，以及對胡風等文人的習慣用語及別名等情況的人來審閱這些信件，以便從中找到可以給胡風定罪的根據。於是很快從中宣部、中國作家協會、文化單位和公安部等單位抽調了一些人來做這個工作，其中包括與胡風同時代的知名文化人何其芳、劉白羽、袁水拍、張光年、郭小川、黎辛、朱寨、李曙光等約十一、二人，並由老資格的左翼文人林默涵組織領導這個工作。這是典型的用知識分子來整知識分子的手法。這些文人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也都遭到了迫害，處境當然值得同情，但是這不應當抹煞一個事實，就是他們也曾經對胡風落井下石。
另外一方面，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內心的苦悶是主要的集體現象。這些苦悶不僅是政治現實的高壓，也包括對自己命運的無奈感。1949年之前在中國文壇備受矚目的作家沈從文，曾經被認為是中國最有希望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1949年後看到形勢的逆轉，內心敏感的沈從文毅然決定放棄文學寫作，改為研究中國古代服飾這個相對專業性更強，因而政治上更為安全一些的領域。這對於他個人以後的遭遇來看當然是明智的選擇，但是對於中國的文學發展來說就不能不是一個損失了。放棄自己最心愛的事業，沈從文內心的苦悶也是可想而知的。有學者曾經把建國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總結為三種類型：第一，日益強化的政治意識；第二，不斷加重的消極心理；第三，漸趨不堪的「原罪」意識。在這些情緒的交織下，知識分子內心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
內心的苦悶，還有很多是來自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國知識分子從清朝末年做為一個階級出現以來，自始至終都是社會上最具有理想主義的群體。新文化運動以後，很多知識分子抱著理想，到處尋找能夠救國強國的力量，而中共就是很多知識分子最後的選擇。但是1949年以後，這些知識分子親身體會到了理想的破滅，他們發現自己當初奮鬥的結果，是給中國帶來了更為黑暗的時期，這樣的苦悶在很多人心中鬱結且無法抒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少知識分子無法克服內心的苦悶，而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今天回想起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只能用「不勝唏噓」來表達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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