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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制度惡與人性惡
◎王丹
討論到威權與極權國家的統治祕密，我們經常會遇到一個概念，就是「共犯結構」。它的含義是，有時候，國家能夠作惡，是人民有意無意的協助與合作的結果。
共犯結構的特點就是充分結合人性中惡的成分與制度中惡的成分。這種結合，使得共犯結構可以更為鞏固。在中國50年代的國家暴力中，很多例子可以看出個人陰暗心理的影響。顧學頡在回憶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政治運動的文章中，提到過一個副社長的事情：「這位副社長下車伊始，就想對出版社大力『整頓』一番。這時，古典編輯室在聶紺弩不很循規蹈矩的領導下，被社裡許多權力人士議論紛紛，說是『閒談亂走』、『一團和氣』、『打夥求財』等等流言蜚語，不脛而走。偏偏聶和這位副社長在職權上（聶也是副總編輯）某些具體做法不一致，不免有些矛盾。不巧，又遇上與胡風私人關係密切被審查的不利條件。於是，古典編輯室變成了被整頓的對象。從正、副主任起，所有業務骨幹如小說、戲曲、散文、詩歌（沾邊）幾個組的組長和幾個年輕的助編、編輯，幾乎一網打盡，大多成了『右派』；並有正式的封號，叫做『右派小集團』、『獨立王國』。」很明顯，這些被畫為右派的人是受到那位副社長的報復。僅僅是個人恩怨，結合上政治運動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這樣的國家暴力給個人的陰暗心理提供了發洩的政治舞台，同時也推進了這種發洩，使得國家暴力更得到能量。這裡，國家暴力與個人的人性之惡是相互支撐、相互需要的。
1957年反右運動中，北大歷史系學生沈元被打成右派分子。根據他的同學郭羅基事後的回憶，「在對沈元進行揭發批判時，423號房間（按：沈元在北大的宿舍）原來受他影響的人，都紛紛起來揭發，同他畫清界限。」沈元的中學女同學，當時也在北大念書的宋詒瑞還直接找到當時是沈元班級的黨支部書記的郭羅基，主動要求上交沈元寫給她的所有私人信件。獨立學者傅國涌在評論這件事情時指出：「這是一個制度對人性的異化，不僅將恐懼內化到一個人的骨髓中，更嚴重的是往往還自認為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與這個制度、時代保持一致乃至參與作惡不是一種羞恥，反而是一種光榮。」
事實上，極權制度編織共犯結構，也是因為這種結構符合人性中推卸責任的特點。由於國家暴力是整體性行為，每一個參與者都會很自然地認為自己沒有什麼選擇餘地，只是追隨潮流甚至是被迫，因而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而當一個人認定自己的行為不需要承擔責任時， 所有的良心和道德的限制就會消失，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受到懲罰。這也是大規模群眾運動很容易導向嚴重暴力行為的原因。中共極權主義正是利用這個群眾心理，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將群眾運動當做法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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