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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又想起胡適
◎王丹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對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這樣的影響現在也還在挖掘的過程中。最近看到這樣一則史料：1924年，白話文運動的論敵林紓去世。胡適特地在《晨報》寫文章紀念。他說：「我們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作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而白話文運動的另一名健將錢玄同等依舊對林紓不寬容，而且態度決絕。他在〈寫給劉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面〉中說：「我底意見，今之所謂『遺老』，不問其曾『少仕偽朝』與否，一律都是『亡國賤奴』，至微至陋的東西。」最後，還要加上一聲「呸」。
這一聲「呸」令我心中一動，讓我想到了多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紅衛兵小將，對於所謂「封建傳統」，不是也是用這種「呸」的態度來橫掃一切的嗎？那樣的浩劫，難道不是來自於一種「只要非我族類，就是敵人」的「呸」的文化嗎？今天，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文化，是不是仍舊彌漫在華人的文化圈中呢？也許，我們還是需要想起胡適。
今天回顧「五四」，我們都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受到「五四」影響的一代知識分子，其實在30年代就已經分道揚鑣。一派就是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主張建設的基礎不是否定一切，即使是否定，也不應站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立場上。就像對待林紓的態度一樣，對待與自己不同的意見，也應當冷靜面對，思考對方占據某種道理的可能性。用胡適的話說，「寬容才是民主的真諦。」
而另一派，是不講寬容的，他們的立場，就是從根本上反對寬容，認為立場不鮮明，正是革命無從成功的根本原因。這一派的知識分子，以後來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為代表，以其摧枯拉朽的氣勢，實際上壓倒了標榜冷靜的胡適等人。這一派的決絕和慷慨，也吸引了大批的年輕人追隨。
當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時候，李大釗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反駁胡適的觀點。他公開聲明自己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雙方爭論的焦點，就在於是否相信社會的歷史構成中有一個「最後之因」。如果承認其有，那麼只要抓住這個「最後之因」，所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而所謂的「根本解決」的路徑就是社會革命。或者如陳獨秀看來，就是「階級鬥爭」。於是，中國就歷經了後來幾十年的浩劫。
今天，重新想起胡適，其意義就在於：第一，我們應當知道，寬容才是民主的核心觀念；第二，我們不應當試圖找到一種可以一了百了的社會改革方案，那其實只是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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