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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書與人】我一定要再出海一次 － 東年談《愚人國》暨《城市微光》
《愚人國》。（張耀仁／攝影）
專訪◎張耀仁
小說家東年及其兩冊新作《愚人國》暨《城市微光》。（張耀仁／攝影）
從「邊疆文學」談起
《城市微光》。（張耀仁／攝影）
邊疆文學。而今幾乎快被一代人遺忘的詞彙，卻深深刺激了當年主張台灣意識的文學家，從而演變成80年代初台灣文學界的「南北分裂」。這當然是引用此詞的詹宏志始料未及之事，更是被引述者東年（1950-）感到困惑之處。刊載於1981年元月號《書評書目》的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開場破題指出：「有時我很憂心。杞憂著我們卅年來的文學努力會不會成為一種徒然的浪費？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小說家東年曾經對我說：『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
這個說法顯然是依循當年大中華主義（sinocentrism）文化霸權論述所致，然而細究詹宏志的說法，其實他更關注的命題是：小說技藝如何經得起時間長河的淘選？透過參照中國經典章回小說的性質，詹氏指出多屬「意見型」（具有命題與價值判斷）而非「感受型」（再現生活而不涉意見），故他認為應從「歷史性的眼光來反省自己的創作活動」，以使作品足登中國文學史廟堂。
對此，東年指出詹宏志少引述了他的一句話：「中國歷史常是邊疆解決了中原，所以畢竟最後還是要看作品。」
最後還是要看作品，這句話確實有效擊中了台灣文學的痛處：真正傑出的作品在哪裡？或者換個說法，當年趨附台灣或中國意識的文學作品，而今安在？誠然，這一說法預設了文學無關其他，而須回歸藝術造詣，但文學是否真是「超然獨立」？如此一來，東年意欲透過《愚人國》描述19世紀台灣，藉以「重新認識台灣」。
這裡所謂的「重新認識」，乃是相對於一直以來不斷傳抄的台灣史，「真正能讀懂外文資料的台灣文學史研究者不多，所以對於台灣史的認識還有許多必須加強之處。」他以荷蘭人為例，指出早於1662年即已退出台南，但1857年進出安平港的台灣船卻仍懸掛著荷蘭國旗，突顯早期台灣意識猶未深植於人民之中。故現今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意識」，其實是意識形態下的產物，「伴隨著1980年美麗島事件大審而來，在美國施壓的前提下，台灣意識受到了相當鼓舞。」
東年以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灣民眾與政治人物自50年代起即具有台灣意識，但台灣文學界的台灣主體意識始終並不清楚。東年所欲表達的乃是「庶民」史料之必要，一反過往全面倚賴帝王將相說法的歷史書寫，因此他參考國外網站所整理的19世紀台灣影像與文獻資料，寫成《愚人國》一書，以呼應「台灣史待建立、待沉澱」的說法。之所以名為「愚人」，乃為突顯在歷經各種征服者之後，台灣喪失或扭曲了島嶼的面目、生活趣味乃至智慧，故而形成被愚弄、被損害的結果。
小說的本質是視覺性的
延續對於庶民生活的關注，東年指出他經常觀察周遭事物，因而在《城市微光》中，有著足供辨識的地景：新北市永和區。對於永和的認識竟是來自於「尋狗」，起因於他養了五隻狗，偶爾狗兒走失就必須去尋找，故發現永和的公園位置與內部景觀，「彷彿在做田野調查那樣，一個公園一個公園看過去。」東年說，台灣行政區改制為五都之後，原本生活的範疇擴大了，「變成一個區，也就是生活機能變得更便利的概念」。
亦是意識到這點，他思索箇中人的處境、生活情狀乃至問題等，他以為，對於地方性的理解足以延長創作者的生命力，「可惜台灣文學當中可供辨識的地理書寫實在太少了。」他以19世紀德國鄉土藝術運動為例，指出鄉土文學的興起乃是為了反對失去活力的自然主義、現代主義。而台灣儘管歷經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但所謂「鄉土」並未真正落實於創作者的作品之中，「『鄉土』成為一種想像，並非真正的理解。」東年以當年鄉土文學作品中描述養豬戶被剝削云云為例，指出農村養豬技術尚未進入工業化、系統化，何來資本主義剝削之說？
換言之，東年認為鄉土文學作家對於鄉土的認知不足，而這也就回到他早先所提及的：「待建構的台灣史」。他以為小說創作的本質來自視覺，「也就是圖像的建立，如何在小說中有效建立圖像，也就構成有效的小說感受。」所以東年經常用眼睛去確認世界，而這又與他十五歲閱讀黑格爾的哲學論有關。做為影響歐洲思想甚鉅的黑格爾，其主張唯心論，指出「絕對精神」必須通過自然、社會和思維體現而來，由此發展出：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也就是自然不僅僅是自然而已，還具備了立場論述與辨證等。
在這個基礎上，他寫下了《城市微光》，並且指出，「鄉土」在台灣不是受到蔑視，就是被過度吹捧，但他以為真正的小說家不該以好惡去面對鄉土，應是挑戰鄉土與自我，「可惜的是，現在太多作家只懂得取巧，忘了小說究竟所為何來？」東年表示，「視覺」是他一直以來關心的命題，目前正著手撰寫的長篇小說《長夜》，即是描述一位高科技工程師，不慎被球打到眼睛而失明的過程，「人到了一定的年紀，漸漸失去了對視覺的感知，使得有眼睛也好像沒眼睛那樣。」
新階段的寫作
在《愚人國》以及《城市微光》附錄了〈我在上個世紀的寫作〉，該文可視為東年對於自己創作歷程的盤整，從1977年第一本小說集《落雨的小鎮》出版，迄2005年第十一本書《給福爾摩莎寫信》，迄今已有三十餘年的寫作經驗，他認為現在的創作環境既沒有發表空間也沒有讀者，而更大的問題是文學創作語彙太過雷同，喪失了自我的風格。台灣向來以單篇作品做為文學獎的競賽評比也令他詫異：「這大概是經濟奇蹟的一環，因為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地方有這麼密集的短篇小說書寫。」
儘管如此，東年反而認為現在的文學創作環境，足以使創作者得以回到「正常」的情境，也就是仔細思索：「文學的功能為何？創作所為為何？」他認為創作者應該要能夠通過「三秒」檢驗，也就是如何讓閱讀者在開場三秒內繼續往下讀，「這也是大部分的讀者寧可選擇翻譯小說之故，因為它們的圖像數量相當龐大，不僅是一部作品的，往往是一系列的。」
東年在附錄裡引述了詩人梅西非爾的詩句：「我一定要再出海一次，去到那看不到其他人的海和天空／……我一定要再出海一次，歌舞飄泊人生／和海鷗或巨鯨一起生活，那裡的氣流像磨亮的刀刃。」這是他從前做過的海洋文學夢。而今，他的飄泊氣質不減，卻增添了更多對於土地的思索與關注，那彷若《愚人國》的結尾，男主角一面送行的同時，一面看見船上的暗語：「台灣加油！」
小說家東年也正加滿了油，準備出航迎向屬於他的新世紀嶄新寫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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