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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書與人】我一定要再出海一次 - 東年談《愚人國》暨《城市微光》

2013/10/22 06:00

《愚人國》。(張耀仁/攝影)

專訪◎張耀仁

小說家東年及其兩冊新作《愚人國》暨《城市微光》。(張耀仁/攝影)

從「邊疆文學」談起

《城市微光》。(張耀仁/攝影)

邊疆文學。而今幾乎快被一代人遺忘的詞彙,卻深深刺激了當年主張台灣意識的文學家,從而演變成80年代初台灣文學界的「南北分裂」。這當然是引用此詞的詹宏志始料未及之事,更是被引述者東年(1950-)感到困惑之處。刊載於1981年元月號《書評書目》的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開場破題指出:「有時我很憂心。杞憂著我們卅年來的文學努力會不會成為一種徒然的浪費?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小說家東年曾經對我說:『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

這個說法顯然是依循當年大中華主義(sinocentrism)文化霸權論述所致,然而細究詹宏志的說法,其實他更關注的命題是:小說技藝如何經得起時間長河的淘選?透過參照中國經典章回小說的性質,詹氏指出多屬「意見型」(具有命題與價值判斷)而非「感受型」(再現生活而不涉意見),故他認為應從「歷史性的眼光來反省自己的創作活動」,以使作品足登中國文學史廟堂。

對此,東年指出詹宏志少引述了他的一句話:「中國歷史常是邊疆解決了中原,所以畢竟最後還是要看作品。」

最後還是要看作品,這句話確實有效擊中了台灣文學的痛處:真正傑出的作品在哪裡?或者換個說法,當年趨附台灣或中國意識的文學作品,而今安在?誠然,這一說法預設了文學無關其他,而須回歸藝術造詣,但文學是否真是「超然獨立」?如此一來,東年意欲透過《愚人國》描述19世紀台灣,藉以「重新認識台灣」。

這裡所謂的「重新認識」,乃是相對於一直以來不斷傳抄的台灣史,「真正能讀懂外文資料的台灣文學史研究者不多,所以對於台灣史的認識還有許多必須加強之處。」他以荷蘭人為例,指出早於1662年即已退出台南,但1857年進出安平港的台灣船卻仍懸掛著荷蘭國旗,突顯早期台灣意識猶未深植於人民之中。故現今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意識」,其實是意識形態下的產物,「伴隨著1980年美麗島事件大審而來,在美國施壓的前提下,台灣意識受到了相當鼓舞。」

東年以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灣民眾與政治人物自50年代起即具有台灣意識,但台灣文學界的台灣主體意識始終並不清楚。東年所欲表達的乃是「庶民」史料之必要,一反過往全面倚賴帝王將相說法的歷史書寫,因此他參考國外網站所整理的19世紀台灣影像與文獻資料,寫成《愚人國》一書,以呼應「台灣史待建立、待沉澱」的說法。之所以名為「愚人」,乃為突顯在歷經各種征服者之後,台灣喪失或扭曲了島嶼的面目、生活趣味乃至智慧,故而形成被愚弄、被損害的結果。

小說的本質是視覺性的

延續對於庶民生活的關注,東年指出他經常觀察周遭事物,因而在《城市微光》中,有著足供辨識的地景:新北市永和區。對於永和的認識竟是來自於「尋狗」,起因於他養了五隻狗,偶爾狗兒走失就必須去尋找,故發現永和的公園位置與內部景觀,「彷彿在做田野調查那樣,一個公園一個公園看過去。」東年說,台灣行政區改制為五都之後,原本生活的範疇擴大了,「變成一個區,也就是生活機能變得更便利的概念」。

亦是意識到這點,他思索箇中人的處境、生活情狀乃至問題等,他以為,對於地方性的理解足以延長創作者的生命力,「可惜台灣文學當中可供辨識的地理書寫實在太少了。」他以19世紀德國鄉土藝術運動為例,指出鄉土文學的興起乃是為了反對失去活力的自然主義、現代主義。而台灣儘管歷經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但所謂「鄉土」並未真正落實於創作者的作品之中,「『鄉土』成為一種想像,並非真正的理解。」東年以當年鄉土文學作品中描述養豬戶被剝削云云為例,指出農村養豬技術尚未進入工業化、系統化,何來資本主義剝削之說?

換言之,東年認為鄉土文學作家對於鄉土的認知不足,而這也就回到他早先所提及的:「待建構的台灣史」。他以為小說創作的本質來自視覺,「也就是圖像的建立,如何在小說中有效建立圖像,也就構成有效的小說感受。」所以東年經常用眼睛去確認世界,而這又與他十五歲閱讀黑格爾的哲學論有關。做為影響歐洲思想甚鉅的黑格爾,其主張唯心論,指出「絕對精神」必須通過自然、社會和思維體現而來,由此發展出: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也就是自然不僅僅是自然而已,還具備了立場論述與辨證等。

在這個基礎上,他寫下了《城市微光》,並且指出,「鄉土」在台灣不是受到蔑視,就是被過度吹捧,但他以為真正的小說家不該以好惡去面對鄉土,應是挑戰鄉土與自我,「可惜的是,現在太多作家只懂得取巧,忘了小說究竟所為何來?」東年表示,「視覺」是他一直以來關心的命題,目前正著手撰寫的長篇小說《長夜》,即是描述一位高科技工程師,不慎被球打到眼睛而失明的過程,「人到了一定的年紀,漸漸失去了對視覺的感知,使得有眼睛也好像沒眼睛那樣。」

新階段的寫作

在《愚人國》以及《城市微光》附錄了〈我在上個世紀的寫作〉,該文可視為東年對於自己創作歷程的盤整,從1977年第一本小說集《落雨的小鎮》出版,迄2005年第十一本書《給福爾摩莎寫信》,迄今已有三十餘年的寫作經驗,他認為現在的創作環境既沒有發表空間也沒有讀者,而更大的問題是文學創作語彙太過雷同,喪失了自我的風格。台灣向來以單篇作品做為文學獎的競賽評比也令他詫異:「這大概是經濟奇蹟的一環,因為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地方有這麼密集的短篇小說書寫。」

儘管如此,東年反而認為現在的文學創作環境,足以使創作者得以回到「正常」的情境,也就是仔細思索:「文學的功能為何?創作所為為何?」他認為創作者應該要能夠通過「三秒」檢驗,也就是如何讓閱讀者在開場三秒內繼續往下讀,「這也是大部分的讀者寧可選擇翻譯小說之故,因為它們的圖像數量相當龐大,不僅是一部作品的,往往是一系列的。」

東年在附錄裡引述了詩人梅西非爾的詩句:「我一定要再出海一次,去到那看不到其他人的海和天空/……我一定要再出海一次,歌舞飄泊人生/和海鷗或巨鯨一起生活,那裡的氣流像磨亮的刀刃。」這是他從前做過的海洋文學夢。而今,他的飄泊氣質不減,卻增添了更多對於土地的思索與關注,那彷若《愚人國》的結尾,男主角一面送行的同時,一面看見船上的暗語:「台灣加油!」

小說家東年也正加滿了油,準備出航迎向屬於他的新世紀嶄新寫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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