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詩的回憶

◎李有成 圖◎王孟婷

有三十年沒寫詩了。

記憶中三十年前最後發表的一首詩是〈午夜讀葉慈〉；如果沒記錯，應該是李永平拿去《中外文學》發表的。永平那時候正準備赴美國深造，仍在台大外文系當助教，幫忙《中外文學》的編務。那是1976年，此後我就專心往學術的路子走，打算以學術安身立命，詩只好退位，我也頗能認命，只當純粹的讀者，不再發表詩了。我記得在發表〈午夜讀葉慈〉之後，還寫過一首長詩，傷悼越戰後海上難民的悲慘命運，不過手稿目前遍尋不著，也許有一天還會久別重逢。

確實有三十年沒寫詩了。因此當書林出版部的朋友有意把我過去的詩結集出版，我還真的有些猶豫。這些詩塵封已久，有必要像出土文物那樣再拿出來示眾嗎？我決定把這些詩找出來，認真思考是否要讓它們以詩集的面貌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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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不起上一回是什麼時候看到這些詩的。總之，應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這次重讀，猶見故人，而且彷佛與故人舊地重遊，既熟悉而又陌生。有些詩創作當時的情境竟然依稀在目──寫詩，原來是我年輕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在1970年曾經印行一本詩集《鳥及其它》，現在當然已經看不到了。我決定從中挑選一些，再加上七○年代以後發表的幾首，共得3 3首，足以成冊，是我在1 9 6 6年至1976年這十年間的主要產品。

三十年是很長的一段歲月，不只個人的生命有很多變化，這個世界也有很多變化。詩集中的〈聖誕夜〉、〈趕路〉等詩寫作時越戰的烽火正熾，報紙上幾乎每天都有越戰的消息，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一片燎原之勢，歐美許多大城市反戰反體制的示威抗議此起彼落，甚至我居住的檳城也不時有街頭示威的活動，我們則跟著學唱〈我們終將勝利〉（"We Shall Overcome"），以及鮑布．狄倫（Bob Dylan）、瓊．拜雅（Joan Baez）、尼爾．楊（Neil Young）等人的反戰歌曲。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候特別喜歡印度錫塔琴（Sitar）大師拉維．香卡（Ravi Shankar）如夢似幻的音樂。總之，整個世界沸沸揚揚，風起雲湧，彷佛在不安與騷動中等待新的秩序。越戰就在數百英哩之外，因為地緣的關係，許多仍然一臉靦腆稚嫩的美國士兵常到檳城度假，而他們度假的方式多半不離酒色，在放浪形骸中自我麻醉──假期過後重返戰場，誰知道還有沒有明天？殘酷的事實是，這些年輕的生命有的很可能只是日後點綴華府越戰陣亡戰士紀念碑的名字。1988年我初訪華府，曾經在林櫻（Maya Lin）這座撼動人心的傑作前徘徊良久。許多美國民眾神情哀悽地撫摸著紀念碑上的名字，有的甚至低聲啜泣。當我凝視著那巨大黑理石上密密麻麻的名字時，心中就不時想起二十年前在檳城見到的那些年輕美國士兵。新加坡詩人潘正鐳有一首題為〈黑石碑〉的詩，有幾行詩句很能表達我當時的思緒：我從亞洲來孤獨地檢閱彈孔血痕烽火在石碑上復燃雖然，我念不起你是誰這些美國士兵在家鄉也許是親朋戚友眼中的乖孩子，到了檳城卻完全變了樣。我的住所對街就是一家酒吧，專做美軍的生意。酒吧日夜喧鬧，尤其半夜裡，我常被砸破酒瓶的聲音驚醒──即使是隔了一條街，酒瓶忽地爆碎的刺耳聲依然清脆可聞。奇怪的是，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彷佛還可以聽到酒瓶破碎的聲音。我還記得路經對街那家快樂酒吧時，偶爾會看見一位懷孕的酒吧女，她經常穿著一件豔紅色的襯裙，很詭異地老讓我想起在熱帶烈陽下怒放的木槿花。那是前網路時代，電視還是黑白畫面，而且也不普遍，除了報紙上的圖文資訊外，這些點滴竟然是我有關越戰的記憶了。

越戰過去三十年了，影響我這一代既深又遠的冷戰也已經終結──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我們都曾經是冷戰的世代、冷戰的孩子。

可惜的是，這個世界似乎並沒有變得更合理、更安全。冷戰結束，緊接著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然後是恐怖攻擊和反恐戰爭，現在仍在進行的伊拉克戰爭，以及世界各地時有所聞的滅族屠殺和宗教衝突，所謂的世界新秩序似乎只是無秩序而已。

品特（Harold Pinter）在寫了二十九個劇本之後，重新回頭寫詩，詩集《戰爭》（War,2003）是老劇作家對伊拉克戰爭的憤怒控訴。在一首廣被引述的短詩〈炸彈〉（T h eBombs）中他寫道：再也無話可說我們剩下的只是炸彈炸開我們的頭剩下的只是炸彈吸盡我們最後的血我們剩下的只是炸彈擦亮死者的頭顱〈炸彈〉談不上是好詩，從頭到尾只是一個簡單的意象，但全詩簡短有力，一片血光彈影，寫盡戰爭的暴力，同時還預告了後來品特在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演說辭的基調。

他在演說辭臨結束時沉痛指控：「我們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酷刑、集束彈、貧鈾彈、無數的任意殺戮，帶來了苦難、墮落與死亡，卻美其名曰『給中東帶來自由與民主』。」電視上播報伊拉克的消息，幾乎無一日無傷亡，看到這些消息，我總會想起品特的詩。

一千兩百多年前杜甫寫〈兵車行〉，有詩句云：「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寫的不正是戰爭帶給黎民百姓的痛苦無助？1937年，畢卡索（Pablo Picasso）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繪製成不朽巨作《格爾尼卡》（Guernica），表達的不也是浩劫下人民的嚎啕苦痛？──這些詩和藝術所反證的不就是統治階級的麻木無情？除了換上了更兇殘、更富毀滅性的武器外，這個世界可有多大改變？1920年，保羅．克利（Paul Klee）創作了一幅題為《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畫，翌年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購得。

1940年，正當法西斯主義瘋狂肆虐歐洲的時候，班雅明寫下了他自盡前最後的重要著作〈論歷史的觀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其中第九則討論的就是保羅克利這幅名畫。他把畫中的天使視為「歷史的天使」：他的臉朝向過去。在我們看到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災難，廢墟堆積著廢墟，然後拋落在他跟前。天使很想留下來，喚醒死者，把碎落的一切完整集合起來。然而一陣風暴自樂園刮來，攫住他的翅膀；風暴如此猛烈，天使再也無法將翅膀合攏。這場風暴銳不可擋，把他刮進他所背向的未來，而他眼前的斷垣殘壁卻不斷朝天堆高。我們所謂的進步就是這場風暴。

歷史的吊詭就在這裡，人類所謂的進步最後換來的竟是更多的斷垣殘壁。

我曾經以為詩最重要的是意象，為了經營意象，或者捕捉稍縱即逝的意象，我嘗試多方調動語言符號。〈我們走著〉、〈單人床〉、〈星期天〉、〈下午歌〉、〈午後印象〉等詩應該都是這種思維下的產品，因此相對而言，這些詩意象比較繁複多變。那時候真的還很年輕，日子雖不致於百無聊賴，但生活單調、重複，因此在沉悶中等待改變就成為這些詩中常見的母題。〈我們走著〉一詩即是以這樣的感歎結束：「哦，我們是生活在問號叢中／我們是無數的問號」，〈午後印象〉一詩也有類似的體悟：「午後所留下的，是沒有痛苦沒有歡樂的／纏在鬍鬚鬢髮間的時間」。這個時期不時出現的另一個母題則是苦役。〈生之塔〉、〈待日〉、〈一座海〉等詩都可以找到這樣的母題。那時候對人生自然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的體驗，只覺得生命彷佛一場苦役，整個創作過程其實也是苦役。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也許背後另有別的文化指涉。我記得當時自己對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和西西弗斯（Sisyphus）的神話頗為感動，苦役的母題很有可能演繹自這兩位神話英雄的命運。

詩同時也是我和現實世界協商的媒介。一個勞動階級的孩子，對未來茫然不知所以，在種族政治的支配下，外在的社會與文化環境雖非完全沮喪，夢想卻是相當有限。我對生命、對世界的某些期待，變成了一個個烏托邦計畫，也因此寫下了〈有一座碑〉、〈生之塔〉、〈待日〉、〈沉思〉、〈一株陽光〉諸詩；像〈沉思〉中的最後兩行：「他的樹園來自人類的十三月／來自神的第八日」，固然抒寫我對美好事物的嚮往，但也多少隱含我對現實的批判與對現狀的不滿。其實寫這些詩時只是天真地希望未來是個更理想、更美好的世界。重讀這些詩，才驚覺自己原來對這個世界也曾經有過憧憬。

詩的語言問題曾經是我很重要的關懷。

誠然，「萬物靜觀皆自得」，但轉換為詩，仍然需要借重語言。語言做為符號系統，本來的承載就很豐富，藉由這樣的符號來經營意象， 而且是繁複的意象，其實是很大的挑戰。大概自〈沉思〉一詩之後，我已經深切體會到，意象不是詩的全部，因此之後的詩意象轉向單純，語言也漸趨平淡和明晰，我突然間覺得自由自在，很多詩竟然可以一氣呵成。〈沉思〉之後的詩大都是在這種心情下完成的，印象中寫來相當順手，往往一個意象貫穿全詩。

1970年以後，由於生活與時空的改變，我在創作上的關懷也有相當大的改變。七○年代的台灣，經濟正蓄勢待發，但在全球冷戰政治的默許下，整個政治社會仍然在戒嚴體制下艱辛地維繫其老舊的法統機器，文學與文化生產也遭受到相當程度的扭曲，而且跟整個社會的脈動已經逐漸脫節。我突然間投進這樣的一個時空，從初來乍到的陌生到逐漸融入新的環境，我設法貼近這個社會的歷史脈搏，並且在這種心境下寫出像〈龍泉街日記〉、〈辛亥年歲暮西門町所見〉、〈琴與爭辯〉之類的作品。記憶中的龍泉街就是今天靠近和平東路那一頭的師大路，只不過當時尚未拓寬，街兩旁盡是各式各樣的餐飲攤販；而當時的西門町當然也不是今日所見的讓青少年留連忘返的行人徒步區。那是個還沒有麥當勞、必勝客或星巴克的年代。

重讀這些詩，我還發現其中不少饒富敘事性，即使若干偏於言志的詩也是如此。寫這些詩時對文學其實了解不多，我甚至並不確定日後自己會以研究文學為業，當然更不可能有自己的詩學或理論。六○年代的新馬華文文壇不時有所謂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這樣的爭辯至今似乎火苗未熄，餘燼尚溫，只不過燃火的已是另一批人。現代詩常被籠統地視為現代主義的產物，而被批評為語言晦澀，脫離現實，這中間顯然誤會太深。文學與現實的關係本來就很複雜，其中還涉及語言符號的中介、文類成規的規範、真實與虛構的辯證等，原本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論語‧陽貨》篇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種傳統詩觀不僅扼要地闡明文學的主要功能，亦且多少點出了文學介入現世的複雜現象。重讀舊作，我發現這些詩不論言志或載道，其背後所體現的，仍然不脫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論文學與外在世界的關係時不只一次提到的現世性（worldliness）。對於富有創造力的詩人與作家而言，真正的挑戰主要還是在於如何有效地處理創作與現世之間的關係。

這也是我在短詩〈每一首詩〉中的體會。

過去所寫的詩中，有不少是以時間為主題，因此決定以《時間》做為詩集的名稱，同時也紀念那一段生活中還有詩的年輕歲月。

我會不會再寫詩呢？──希望還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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