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看馬克思去 下

◎李有成

1883年3月17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想像中應該是春寒料峭的天氣。葬禮在下午舉行，恩格斯之外，馬克思的女婿龍格也以法語宣讀俄羅斯社會主義者拉夫洛夫（Peter Lovrov）的悼辭。李卜克內西則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致哀。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是個極其簡單的葬禮，甚至馬克思埋身之處也侷促在眾多墳墓之中。這種情形一直維持了71年。這71年當中，馬克思的影響無遠弗屆，整個世界也因此發生了地動天搖的變化，到馬克思墓前憑弔或朝聖的人更是絡繹不絕。

馬克思死後的世界

1954年英國共產黨決定將馬克思與燕妮等人移葬到現在的墓地，雕刻家布列德索（Laurence Bradshaw）受邀以青銅雕塑馬克思的頭像，完成後被放置在紀念碑上，1956年由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Harry Pollitt）主持揭碑儀式。新舊墓地相距不遠，舊墓地至今仍留有墓碑，標示馬克思與其家人原先埋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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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初再訪馬克思墓地那天，未及中午，我就離開高門墓園，走了一段路，在史威恩巷附近一家咖啡館點了杯咖啡。此時距7月7日倫敦地鐵與公車遭受恐怖攻擊尚不滿兩個月，市中心還有些緊張氣氛，這裡倒是輕鬆閒適。我坐在咖啡館外，陽光清朗明亮，溫暖而不灼熱，我身旁用餐或喝咖啡的人大部分衣著休閒，看起來多是附近的居民。人行道上也不時人來人往：推著嬰兒車的年輕父母、一前一後或互相攙扶的老年夫婦、身穿短衫短褲的青年男女等——這是一個安詳恬靜的世界。我不免陷入奇想：120年前恩格斯等人為馬克思送葬時是否也路過此處？

恩格斯等人把馬克思安葬在高門墓園時維多利亞女皇仍然在位，大英帝國雖然國勢如日中天，不過在整個1880年代，帝國首都的倫敦卻爆發了連串的示威抗議，甚至有時候還釀成流血暴動：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組織不時集會對峙，火柴女郎、碼頭苦力、失業工人等為了活命，更不惜走上街頭。更早之前，阿諾德（Matthew Arnold）就已經著書立說，大聲警告無政府狀態即將來臨。恩格斯則宣布革命已經箭在弦上：「 一個接一個的冬天，我們重溫這個大問題：『對失業工人該怎麼辦？』雖然失業工人的數目年年增長，但卻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失業工人一旦失去耐心，他們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刻幾乎指日可待。」帝國儘管揚威海外，顯然也已經難掩其內政的困窘墮敗。

卸下不相關罪名

不過，恩格斯所預言的革命並未在英國發生，也未發生在他和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許多貧窮、落後、封建的社會反而是革命的溫床。風雲變色也好，腥風血雨也好，這許多革命的大敘事如今已經成為歷史教科書的一部分，徒然令人唏噓而已。1990年前後，世人目睹蘇聯與其東歐集團土崩瓦解——經過幾十年的試驗，在付出昂貴的代價之後，整個烏托邦計畫終告幻滅，也難怪福山（Francis Fukuyama)——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譏諷他為福音傳道士——竟因此興奮地宣告：歷史已經終結，自由民主取得勝利，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翩然降臨。後來我和一些英國朋友談起馬克思主義的未來時，他們反而如釋重負：馬克思主義從此不必再淪為某個政權或某個政治集團的御用工具，從此不必背負起箝制自由、違反人權等與其並無直接關係的不堪罪名，從此恢復其做為歷史詮釋、經濟與社會分析，以及政治批判的知識理論的角色。就像任何批判理論一樣，馬克思主義應該自塑為具有批判意識的對立論述。

全球化的受害者

我讀過波士頓大學退休歷史教授齊恩（Howard Zinn）創作的單人劇《馬克思在蘇荷》（Marx in Soho）。劇中馬克思在誤打誤撞中來到蘇荷區——不是他曾經在1850年至1856年之間住過的倫敦蘇荷區，而是位於當代紐約市曼哈頓的蘇荷區。馬克思置身於發達資本主義的中心，以獨白回憶他在倫敦蘇荷區的家居歲月與流亡生活，當然也不忘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偏差現象嚴加批判。他重返人世，目的在證明他還未死去。劇本完成於1999年，全球資本主義正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市場也被供奉為至高無上的神祇，似乎一切交給市場就能迎刃而解。齊恩創作《馬克思在蘇荷》的用心至為明顯：他為馬克思召魂，希望喚醒世人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力量——特別是對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

全球資本主義造就了一批當代英國小說家昆祖魯（Hari Kunzru）所謂的全球階級（a global class)，在全球化的庇蔭下成為新富，因此躊躇志滿地宣布：地球是平的。可是對那些在全球化之下苟延殘喘的工人和農民來說，生活困頓，世途顛躓，前程崎嶇，地球怎麼可能是平的？紐約大學雷馬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的所長朱特（Tony Judt）曾經在2006年9月21日的《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長篇書評，追憶與瞻望馬克思主義的前世今生。朱特指出，馬克思與其19世紀同代人所謂的「社會問題」（Social Question）——貧富不均與種種社會不公等——今天顯然又來勢洶洶，而且已經「擺在準備反撲的國際議程上」。那些全球化的受益者所謂的自由市場與經濟成長，在其他人看來，充其量只是為了方便一小撮企業主與資本家重新分配全球財富而已。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日益擴張與深化，這個世界將會出現愈來愈多范農（Frantz Fanon）所說的大地哀鴻（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那些被剝削、被壓制、被踐踏的人。而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與批判，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拿手好戲。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是如影隨形，相因相剋，只要有資本主義，就會有馬克思主義——過去如此，未來也是如此。

向老知識分子致意

馬克思雖然做不成維多利亞女皇的子民，他的預言也從未在英國實現，不過英國人倒是對他有情有義；在他埋身高門墓園一百二十多年後，英國廣播公司電台（BBC Radio）在2005年的一次調查中發現，馬克思仍是英國人心目中「歷來最偉大的哲學家」，以28％遠遠在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等人之上。

2004年9月初我坐在史威恩巷附近的咖啡館外，當然還未及見英國廣播公司電台的調查報告與朱特的書評長文。再訪馬克思的墓地，顯然已經沒有十年前初訪時的好奇；在一個知識分子日漸消沉的年代，也許只是為了向一位老知識分子致意而已。馬克思的時代早該結束，只不過我們看到的簡單的事實是，資本主義仍然猖獗而志得意滿，此刻要為馬克思安魂可能還嫌太早，馬克思的幽靈──或者德希達所說的眾多幽靈（specters)——仍會飄然還魂，在資本主義的上空徘徊而不肯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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