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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難追難摹的 張道藩 上
圖◎龔萬輝
◎王鼎鈞
張道藩先生，台灣文藝界尊為道公，他是我文學路上的貴人，我一直想寫他，一直沒找到角度切入。我的回憶錄必須寫他，時至今日已無法拖延。
1950年，我進中國廣播公司台灣廣播電台做資料員，他是公司的董事長，上下隔著五個層級，仍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台北市新公園（228紀念公園）東南角有一座三層樓房，那時是台灣廣播電台的台址，大門之內，左邊是董事長辦公室，右邊是總經理辦公室，我們出出進進都要經過他們的門外。有一天，詩人某某登門求見，我看見道公站在辦公室門口接待他。
這位詩人漂流來台，暫住高雄，那時台北沒幾個人知道他。這天他專程到台北尋訪老長官，不幸沒有找著，偏偏又在公共汽車上遇到扒手，僅有的一點錢、還有回程的車票都不見了。他舉目無親，陷入絕境，冒昧來找這位文藝運動的領導人，我看見道公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鈔票來。
後來我和這位詩人有些來往，他說那時候他實在太窮，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看見道公掏出來的鈔票薄薄一疊，而且沒有大鈔。他說原以為道公會把他交給總務部門，下面用公款給他買一張票，沒想到道公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鈔票來，「一張一張數給我。」我說道公辦私事向來不用公款，顯然把這件事當做他的私事，詩人聽了連聲嗟歎。
他說道公真了不起，不怕不識人，就怕人比人。他從高雄出發的時候沒有路費，拿著幾本詩集到某機關求售，局長把他交給科長，當著局長的面，科長連聲：「是是！」可是科長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拿起一疊卷宗來，說了一句：「你看看我有多忙！」低頭辦公，不再理他。他到另一個機關去求售，直接找一位科長，科長面南而坐，低頭看報，聽到賣書，立刻搬動籐椅，轉向東方，他跑到東邊去請求，科長又轉向西方，臉孔始終包在報紙裡，一言不發。
可謂盡心焉耳矣
那時大家都窮，尤其是漂流來台的作家。黎中天住在汐止，褲子破洞不能出門。公車車票五角一張，司馬中原在追悼劉非烈的文章裡提到，劉非烈手裡握著四毛錢，跟在公車後頭趕路，呼吸車尾噴出來的黑煙。馮馮的自述、黃佑莉的〈告別的年代〉，都提到在路燈下讀書，燈泡昏暗，損害目力，馬路狹窄，汽車飛砂走石，弄得滿臉塵土。王藍沒有書桌，他伏在太太的縫紉機上寫成長篇小說《藍與黑》。
那時候誰瞧得起作家？也許只有張道公吧！向來黨政要人口中的「作家」是一個黑壓壓的畫面，是一個統計數字，張道公心中的「作家」卻是一個一個活人，他花許多時間閱讀報紙雜誌刊登的文藝作品，了解每個作家的專長和造詣。他到陋巷中訪問鍾雷，兩人在陋室之中一同朗誦鍾雷的新作，一時傳為美談。他帶著蔣碧微女士一同看台北舉行的每一場畫展，看台北演出的每一齣話劇，他們到後台去鼓勵導演和演員，大家握手照相。
道公之於作家，可謂「盡心焉耳矣」，他主持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時候並不干預評審工作，但是常有人把落選的稿子再寄回文獎會，寫信向他抗議，他一定親自閱讀退稿，親自回信，他支持評審，但是安慰勉勵落選的作者。那時作家出書，喜歡找他作序，那些序文多半由葛賢寧代筆，但是道公一定閱讀原稿，把序文的要旨告訴代筆的人，如果道公認為作品有需要修改地方，他會坦率告訴那位作家。
黨政要人的應酬文字號稱「三不看」：第一是讀者不看，官樣文章，空洞虛偽，何必去看？第二是編者不看，文章到了報館編輯手上，達官貴人說官話，內容絕對安全，編者毫無風險，何必再看？最妙的是「作者」不看，祕書把文章寫好送給要人，這位祕書是稱職的，是可靠的，要人用不著再花精神核閱，立即簽字，這位名義上的作者根本沒看他發表的文章。道公不然，他一定看，有時候還要修改。
那些年，作家出了新書多半要寄一本給他，不管作家的聲望高低，他一定保存起來。另外有個人，地位在道公之下，大家也紛紛送書給他，有一年他搬進新居，書房很大，書架也擺好了，書在哪裡？他的太太說，當做廢紙送給造紙廠了！我忍不住說，夫人！為什麼要讓書架空著呢，那些書如果擺在這裡，可以代表某公在文藝界的聲望，代表作家們對某公的尊敬啊。他的太太聽了很難為情。
他不用這些辦法
道公在1950年5月成立中國文藝協會之後，1952年3月出任立法院長之前，一定親自接聽作家的電話，即使是下班時間以後打到他的家中，他也不拒絕。依一般慣例，打電話給地位高的人，尤其是打到他的家中，接電話的人一定問清楚：你叫什麼名字？你有什麼事情？你等一會兒！五分鐘後再來回答：「他不在家！」打電話的人可以想像，他要找的人就在家中，一道門檻兒擋住了，心中好生難過。道公不用這種辦法過濾作家的電話。
那些年，官場中也有別人高唱文藝作家如何重要，那些人總是站在作家大會的講台上是一幅面孔，走下講台立即換一幅面孔，他到作家家中是一種腔調，作家到他辦公室裡聽見的是另一種腔調。道公對作家的態度很穩定，我沒看見有這些變化。
道公重視青年的文藝教育，他指出文藝最可貴者在創新，創新的希望在青年，會裡會外，千言萬語，直到最後歲月念念不忘。他有一篇遺著「我對文藝工作的體認和期望」，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為了整個文學的前途，文藝事業必須後繼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們看齊，照著已有的老樣子摹寫，而是要我們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穎的獨特的地方，依循他們才性之所近來引導他們不斷進步，發展他們的創造力」。他批評「利用青年，收羅旗下，只論關係」，以致這些青年「張牙舞爪，胡作非為」。後面兩句話好像說得太多了，若有所指，造成誤會，他並不是一個巧於辭令的人。
「青年重要。」他最後這麼說，1950年他受命主持文藝運動，一開始也這麼做。1950年8月，文協和教育廳合辦暑期青年文藝研習會，10月，文協成立小組，義務為文藝青年批改習作，接任《中華日報》董事長，增闢中學生週刊，約作家50人為中學生修改作品。他的工作團隊有無形的分工，關於青年文藝教育的工作，多半由趙友培分勞分憂，以上這些活動，趙友老參與的程度很深，叼天之幸，我趕上這班車，受惠無窮。此事還有許多後話。
「即使將來仍然不好，我們盡了心」
道公特別對台灣本土的青年作者有期待，囑咐他的工作團隊多多留意，趙友老的態度最認真，他不但自己多次向文獎會推薦人選，他還唯恐自己涉獵不廣，常常要我向他推薦作品。那年代在「外省青年作者」群中，我算是勤讀「本省青年作品」的人，也找過十幾篇文章交上去。記得有一次趙公催我要答案，我說最近沒有發現什麼好文章，那時我沒有政策眼光。我還說文獎會一年的經費只有21萬8千元，愛國獎券的第一特獎卻有20萬元……
我惋惜文獎會經費太少，但辭不達意，他立刻打斷我的話：「政府一年浪費多少錢！花這麼一點錢鼓勵作家，不要吝嗇！」談到文章好壞，他說：「現在寫得不好，將來會好，即使將來仍然不好，我們盡了心。」他這幾句話我至今記得，近年讀時賢的文章，他們論述五○年代的文藝運動，譴責主其事者沒有關懷台籍作家，我內心有祕密的慚愧。
青年小說家馮馮的成就，蒙張道公肯定而一舉成名。馮馮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微曦》，長度超過100萬字，起初，他把這部小說送到〈中央副刊〉，據形容，馮馮把稿子裝在麵粉口袋裡扛在肩上。中央副刊無法容納，勸他精簡成20萬字，馮馮當然捨不得。
1964年4月，《微曦》由皇冠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會，設置文藝獎金，馮馮把《微曦》送去。馮馮出身軍旅，刻苦自修，風度甜美可親，引起董事長王雲五的關注。雲老特別請張道公負責審查《微曦》，那時道公68歲，連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時間，把這部超級長篇一個字一個字讀完，還寫了5000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給《微曦》很高的評價，馮馮得到最高獎金。這一年，馮馮應該是27歲。
馮馮後來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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