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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 讀書筆記（三）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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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在談到西藏問題的時候，一再強調，西藏問題的關鍵，是一個特殊民族如何生存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很深刻的命題。《賽德克．巴萊》中有一句台詞：「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這反映的是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對於具有殖民心態的強大民族來說，他們認為他們能夠給予特殊民族的最大善意，就是給他們一個「好的生存狀態」（所謂「文明」），殊不知，問題不在於生存，而在於「如何」生存。認識不到這一點，民族問題無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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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新聞工作者沈容在《紅色記憶》（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回憶在延安的生活，提到：「有兩位蘇聯專家或聯絡員，他們提出要在延安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言明回蘇聯時不帶回去。」後來中共給他們挑了兩位女士，而且完全不會俄文，就這樣陪了蘇聯專家一段時間，「蘇聯人走的時候給她們留下了一筆錢。」
連沈容這樣參加革命57年的老幹部都不禁感歎：「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來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麼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沈容還提到，「後來我聽說，日本共產黨的領導崗野進在延安也娶了一位臨時夫人。」從這段歷史回憶可以看到，有的時候，赤裸裸地滿足性欲的願望，也可以掛上革命的旗幟。而讓自己的女黨員陪蘇聯專家上床，也成了革命的手段。那幾位被「組織」要求當「臨時夫人」的女性，想必原本也是來延安投身革命，結果竟然是被安排了這樣的任務，不知心中會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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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性和飲食一樣，是人類的一種自然需要，性的需要愈壓抑就愈強烈。羅素也反對人類對於性的過分迷戀，但是他認為唯一能夠防止這種過分迷戀的，就是自由。這個道理與防治洪水，應以疏導而不是防堵為主是一樣的。羅素的觀點其實可以推出一個結論：愈是專制保守的社會，其性需求愈傾向於以非正常的方式來滿足。循此思路，我們也許可以找到性與民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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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思想對於社會的作用的時候，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思想並不會創造價值，並不能一勞永逸地告訴人們好是什麼。思想起到的是瓦解而不是肯定行為規範的作用。」這番話值得深思，因為它揭示出的道理就是：能夠被稱為思想的東西，本身是要具備批判性的，或者用鄂蘭的話說，就是具有「瓦解」的功能。
思想對於社會的意義，就在於不斷地針對一些限制人類自由的「行為規範」提出挑戰，逼迫後者進行修正，這樣人類社會才能不斷進步。而當思想變成是肯定現實的工具的時候，它就淪為意識形態。
所以鄂蘭特別指出：思想的作用，連同它的「良心」附帶效果是在社會處於「緊急狀態」時才顯現出來的，「只是在那些少有的歷史時刻中，當善良失去確信，邪惡趾高氣揚的時候，思想的政治和道德作用才會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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