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讀書筆記（四）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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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6日，自由派言論重鎮《紐約時報》以破欄通篇的篇幅刊登了美國外交政策專家羅伯特．懷特（Robert Wright）的長文：〈一個現實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都應當熱愛的美國外交政策〉。在這篇站在很高的高度來總結以及展望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懷特提出了新的路線，他稱之為「進步現實主義」（Progressive Realism）。懷特指出：「進步現實主義的起點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是為美國利益服務。但是今天，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可能意味著要放棄現實主義的另一個傳統原則，那就是──只要外國沒有威脅到美國的地緣政治版圖，他們的內部政策就不關我們的事。」他主張推進世界範圍的民主，但是又反對採用軍事手段，認為和平的方式更可行，尤其是寄望於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性協調機制（比如WTO組織）的影響力，這就是所謂「進步」的意義。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拉其他國家到同一條船上來以保障美國的國家利益。

懷特的主張是典型的美式天真的表現，他忘記了，推行民主，就意味著對抗非民主的力量，而對於那些非民主的力量來說，他們不會遵守民主的遊戲規則。而不管是和平，還是經濟全球化，歸根結柢都是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保護下成立的。這樣的外交政策，最後的結果就是雞同鴨講，而且用經濟換回的是非民主力量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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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舊期刊，偶爾看到2004年10月號的《當代》雜誌上，刊登了一篇仲維光的文章〈人性，責任和才華的凝結〉。仲維光在介紹海外學人王友琴對於中國「文革」受難者的研究之後，把它跟卡瑪拍攝的有關「文革」中紅衛兵的表現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做了對比。然後，他特別針對知識分子的價值倫理進行了闡述，其中特別引起我共鳴的是這段話：「卡瑪希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王友琴卻認為，罪惡就是罪惡，不管以什麼名義犯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隨便打死人。」（P98）我之所以感慨，是因為現在有太多的所謂學者，知識分子，總是喜歡標榜自己的立場是很學術的，因而是「客觀」、「中立」和「公正」的。而所謂「客觀」、「中立」和「公正」，往往表現為對於事物的判斷，迴避主觀的價值選擇，盡量維持評判的平衡度，面對是非雙方力爭各打五十大板，也就是仲維光指出的：「希望從罪惡的背後發現非罪惡的東西。」而對於帶有比較明顯的價值傾向的判斷，則跳出來指責不夠「專業」，不夠「客觀」。

我以為，知識分子也是人，應當有良知，而良知這種東西，其實本身就不是絕對客觀中立的，而自然是帶有一定程度個人主觀判斷的。那些標榜自己客觀的人，其實無非是迴避比較具有爭議性的判斷。而這種行為本身就不夠「專業」。真正的專業，應當是實事求是，即使提出的判斷或許會被認為具有意識形態性，但是只要是符合事實，就應當堅持，而不是鄉愿地堅持一個「中立」的立場。畢竟，「罪惡就是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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