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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書與人】我用小說保護我 － 林宜澐談新作《海嘯》
林宜澐及其長篇小說《海嘯》。（林宜澐／提供）
專訪◎陳玠安
《海嘯》。
我跟林宜澐（1956-）都是花蓮出生的寫作者，至今也都常待在花蓮。安排這次訪談，本來非常希望能在花蓮進行。事與願違，種種因素，兩人約在異鄉台北，他剛從學校教完課，我在咖啡館門口等他，這是我們第二次正式的碰面談話。上一次，他在出版社任職，邀我聊寫作計畫。這一次，我們聊的是他的新書，《海嘯》。
小人物構成大事件
《海嘯》是關於花蓮，關於預知，甚至是寓言的一部作品；談到寫作緣起，他首先提到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提出的說法，「巨大災難的重點已經不是災難本身，而是存在社會各角落的論述，論述是指某種主張、某種欲望，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全然無知、茫然的狀況。」一場災難，足以把既有秩序與規則破壞掉，種種論述不再被隱藏，暴露之後極致的人性是什麼樣子，是林宜澐創作《海嘯》的發想。花蓮人的集體記憶，當然包括地震、颱風等天災，「我是從花蓮的歷史經驗去想，當一個社會面臨災難，會是怎麼樣荒謬的狀況。」
我們讀到了形形色色人物的瘋狂與變形，林宜澐向來擅寫小人物，這次寫作的語言方式，他表示，「同樣一個災難，你選擇用什麼樣的語言去談就形成風格問題，在這樣事件的底下你看到什麼？哭跟笑可能分不清楚，悲劇不一定是眼淚。」於是透過一個災害預言，那些戲謔幽默，時而嘲諷卻又真實的描繪不只活靈活現，也是一種鄉愁；《海嘯》承襲林宜澐一貫荒謬喜劇語言，又加添成長與社會背景的平穩敘事，進而成就嶄新魔幻寫實風格，那是一個由小人物構成的大事件，是非凡中的平易。
我們繼續聊到對小人物的描繪功力，他提到一種壓抑，一種「被監視」。從小體弱多病、時常進出醫院，從中得到許多心得，「進醫院就是一種監視，會覺得自己處在被各種專業監控的狀況、無力反抗，而我一直很想逃離這種狀況，所以我想我會去描寫邊緣人物，跟這有關係。」就連當老師這件事情，對他而言也是監控，「寫作的人若要找其他工作，最不適合的就是老師，因為被學生監控、被社會監控、被某種期待監控……『為人師表』因此要有個形象，其實我對邊緣一直有種嚮往。」
不相信寫實主義
我一直認定林宜澐是寫實主義，對此，他卻有著不同解讀，「我基本上不相信寫實主義。我根本不認為有Reality，它有太多層次跟面向，只要用文字去寫就沒有『真實』，或者說本來就沒有。這是我的基本信念，尤其牽涉到語言文字。」他舉莊子的「辯雖雕萬物」為例，表示所有事情都是被語言文字給描繪出來的，「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也曾講，一件事情除非它被描述，否則就不存在。我想有太多事情因為沒有被描述所以就不存在了，而當它被描述，似乎就如其所說的一般存在。『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就是被人講得太多，所以最後死了。」這樣對於寫實的剖析，使我對他的作品有了全新的視角，不禁想起柏拉圖（Plato）的「真實的存在」與「純粹的表象」兩者的對立。「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曾說，如果描述某個地方有一張桌子，那就是有張桌子，大家同意，但有個畫家進來要畫那張桌子，他考慮到光線、角度、顏色……被他畫了之後，那還是同一張桌子嗎？」
邊聊寫實，他一併提到「花蓮作家」的身分。「這是定義問題，包括分期、分類……看來統統只是方便討論而已，但副作用是會漏掉很多細節，有一次我就在網路上發現自己被分類為「國統作家」，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作家，這有什麼意義呢？我跟花蓮當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那是千絲萬縷、血肉模糊地交纏在一起，不是那麼容易像函數一樣A可以對應到B。所以我不相信有寫實的存在，只有作者的存在，看作者用什麼方式去呈現他的世界。」
在書寫中無聲顛覆
寫作者的自由，對林宜澐而言，是怎麼樣的經歷與過程呢？他特別提及孩提時代，「小時候連三字經都不敢罵，是個乖寶寶，但曾跑去函洞裡面趁火車經過時罵髒話，這是無聲的『三字經』，連我自己都聽不到，但那就是一種顛覆。寫小說到後來對我來說是某種放縱的場域，語言這種東西，人畜無害，就放縱吧，於是把它推到極端。」函洞事件對林宜澐而言是個關鍵，如今他不僅不需要再壓抑，甚至可以以文字為素材，大膽地去描繪去建構去批判，就像他提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用字「Jouissance」，譯為中文就是「爽」。「在火車函洞下罵髒話的林宜澐」已經變成一種意象，一些幽微的細節，「我已經不需要火車聲來掩護我，我用小說來保護我。」
《海嘯》是一個從預言發展而生的故事，對於在預言這個大方向之下寫作，我特別感到好奇。對應一個預言軸心，作者必須要掌握什麼呢？他拿《易經》做例，解釋說《易經》講的其實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你都明瞭做人做事的道理，你就有預測、預言的能力，基於對人性的理解而提出預測。《易經》的每一個爻就是一個階段，文學上的預測就是這個樣子，這很有趣，因為就看你的理解有多深刻。」就像一個好的足球員，可以預測球往哪裡去，而不是一直在追球，「一個作者如果對人性、社會制度、歷史有某種深刻的了解，那他就可以做出預測。這是智慧，對人的理解。很多偉大的小說家對社會都有他的觀測。」人物與預言的關聯，根基於每個人的不同，有荒謬的對話、愚蠢的作為，「作者在一個比較高的角度去看這些人與事。」
自己與無限的對話
雖然覺得「花蓮作家」這個身分很弔詭，但林宜澐談到在花蓮的生活，臉上盡是輕鬆寫意。「我現在愈來愈離不開花蓮。」他說，花蓮不好「玩」，但很好「住」，「這是一種生活模式，對我來講很有意義的地方，對別人可能一點意義都沒有，像是美崙山、文化中心旁海邊的某棵樹下……我常在那棵樹下吃早餐，通常一大早都沒有人，天氣好的時候，那海洋的藍，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同為花蓮人的我，對那樣的幸福，完全感同身受。其實，在訪談中，林宜澐多次提到花蓮的地景，那些瞬間，我們兩個人好像回到了故鄉，氣氛也輕鬆了起來。「我現在比較常看哲學的書，覺得能比較準確地去提問，一些雜質可以過濾掉，到了一個年紀，累積質跟量後，其實提問能提得更準。到老了，我就是剩下音樂跟宗教，我自己跟無限的對話。」做為一個傑出的作家，林宜澐仍在追尋自由，但他不再需要隱藏壓抑什麼，在語言裡，在生活中，他已經找到自己的法則，他只希望能夠更加看清事物的核心與本質，走在花蓮大街上，享受自我的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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